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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最后的字条——彭桓武和年轻科研人员的故事 2008-12-08 12:04 “彭先生住院时，见到两个人最兴奋，两个都是年轻人，一个是刘全慧，一个是陈裕启。当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见到刘全慧，我们还没说话，他先在纸上写：‘你算过什么？’看到陈裕启，他就写：‘和做实验的人讨论对你有帮助乎？’这也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两句话了。”谈起彭桓武先生最后的时光，欧阳钟灿院士如是说。刘全慧43岁，现任湖南大学物理系教授；陈裕启同为43岁，现为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他们都同92岁的彭桓武先生结下了忘年之交。 从走道中的对话说起 2004年秋，北京中关村，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大楼的走道上，一名年轻人碰见了大物理学家彭桓武，于是便向彭先生提出自己关于实现受控核聚变新途径的想法，彭桓武当即问了他的名字。两个月后，所长欧阳钟灿院士给年轻人打来电话，说彭先生请他去家里谈谈。 这名年轻人就是陈裕启。谈起这段经历，陈裕启记忆犹新：“连我自己都没太在意，那些想法并不成熟，但彭先生就把我记住了。从那之后，我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家讨论，有些想法他觉得很有意思还会跟我一起计算。有时候，我自己打退堂鼓，但彭先生不断鼓励我，只要过一段时间我没去找他，他就主动找我。他说：‘即使做不成也是有贡献的，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别人不用再走了。’” 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欧阳钟灿院士说：“彭先生一生追求理论物理应用于实际。”理论物理所副所长吴岳良也说：“在彭先生身上就能看出为什么‘两弹一星’可以成功，因为他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目前，实现受控核聚变有两种方式：惯性约束和磁约束，但如果能通过一种简单、低成本的方法实现受控核聚变，则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陈裕启说：“彭先生常常能对学科发展作出战略性思考。在国内的物理学大会上，他多次提出希望走一些新的路子来实现受控核聚变，希望有人参加，按照彭先生后来的说法是：他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很高兴能钓到我这条小鱼。” “后来，我们不断提出新想法，并对其中一个可能性较大的方案做深入研究，彭先生亲自做了很多计算。”在理论研究有了进展之后，彭桓武还运筹帷幄，积极推动这项工作朝实验方向进展。陈裕启说：“他很希望实验的人能参加进来，于是积极联系这方面的老院士、专家、相关单位，让我过去跟他们讨论。还联系了他的很多老朋友，像于敏先生、黄祖洽先生等，把他们找来听我的报告，找漏洞、提意见。” 临终前，彭桓武还惦记着这件事，写字条给陈裕启指导他下一步工作。“最后一次在医院，他听了我的汇报，点头表示同意。因为身体虚弱，开始都没写东西，最后临走的时候他还是要了纸，希望组织实验的人来一起推动这件事。” “彭先生的科学态度非常严谨，前几年有报道说冷聚变有一些新的实验，他很关注，因为如果可以在常温下进行聚变就解决了能源问题。他把实验数据找来分析，花了很多时间，亲自计算里面的热量等复杂过程。冷聚变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包括电解、金属吸气、相变等，他知识面很广，这些也只有他能做得了。后来又计算常温下核反应的几率，包括各种可能克服库伦位垒过程，最后得出否定的结论。” 虽不是师生，却胜似师生，陈裕启说：“彭先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有时我们之间就学术问题展开争论，谁对了听谁的，一讨论就到了晚上12点。随着交往的增加，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泛，他也跟我谈很多他个人的经历、接触过的物理大师们的故事、对理论物理的理解等，我从中受益良多。在我一生中，彭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有时候他在报纸、杂志上看到好文章就给我看，《科学时报》2006年8月16日刊登了杜祥琬先生的文章《于敏先生的治学风格和哲学智慧》，他特地拿给我看，让我向于先生学习，第二天到他家里谈学习的心得体会。” “彭先生对学生的培养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做大学问必须要宽广，博士毕业之后应该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以后如果能把两个方向连成一片，就能做出开创性的工作。他举例说，一位大科学家到苏联访问，苏联人称他专家，结果他很不乐意，说‘我不是专家，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很多东西的’。” 陈裕启说：“彭先生的道德标准、个人修养都很高，一生完全专注于科学研究，淡泊名利。90多岁高龄还保持着对新实验的关注，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心态年轻，天天坚持工作，自己推导公式，有些公式即使年轻的研究员都觉得非常复杂；用计算机写文章，亲自完成了大量复杂计算。在彭先生那里根本就没有‘浮躁’这个字眼。他是中国科学家的典范。如果我们现在哪怕有一小部分人能达到他那个境界的话，中国科学的状况会大大改观。” 陈裕启说：“我有幸在彭先生生命旅程的最后两年多时间与先生近距离交往，使我各方面受益良多。彭先生走了，我很难过，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的物理问题需要讨论。彭先生为推动新原理实验做了大量工作、付出很多心血，没能看到新原理实验的进行和结果是很遗憾的。对彭先生的最好的怀念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