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企改制之后，非时政类媒体何去何从？.docVIP

转企改制之后，非时政类报纸何去何从？ 2012年4月16日，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传媒行业的转企改制也在这一大背景下继续进行。按照我国传媒行业“转企改制”的时间表，2010年年底前，要力争完成中央及各部门首批经营性报刊的转制工作；2011年年底前，基本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制工作；而到今年9月底前，则将“全面完成全国非时政类报刊的转企改制任务”。随着改革的深入，转企改制之后的非时政类报纸何去何从，如何更好地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等更为具体的问题也引起了众人思考。 改革是大势所趋 非时政类报刊是重要的宣传舆论阵地，其改革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经过前期大量的调研及2010年在河北、辽宁两省的报刊退出机制试点工作，新闻出版总署于去年全面推行非时政报刊的转企改制。。推进非时政类报刊单位体制改革，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是近期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核心工作, 也是一件事关新闻出版行业全局、非时政报刊根本和未来发展的大事。对于改革，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柳斌杰指出，一定要按中央要求，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传媒行业的改革，无疑让人们想到了之前的国企改革：无论困难和阻力有多大，改革的趋势是明显的。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会秘书郭全中，这样来描绘传媒领域改革的趋势：即按照传媒产业的产业属性进行产业化改革，按照传媒企业的企业属性进行企业化改革，按照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属性进行职业化改革。“市场化、产业化、企业化和职业化是传媒产业改革的最终取向。”他这样表述。 《传媒》杂志原常务副社长、《中国铝业报》副总编辑周志懿用“早改早主动，早改早受益”来形容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是一件与时俱进、与我国社会主义整体改革事业相伴相生的举措。”同时，他也预言：“只要是真正地进行了改革，真正地建立市场主体，按市场规律办事，转企改制单位必然迎来事业发展的新机遇。” 改革前景“谨慎乐观” 以转企改制为依托，新闻出版总署描绘着报业改革的蓝图：报业改革发展要着力打造“四个一批”，即建立大型龙头学术期刊集团，建立一批以报业集团、期刊集团为基础、整合多种媒体的大型传媒集团，建立专业性强的精品报刊集群，建立一批以中央主流媒体为核心、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型综合传媒集团，构筑中国报刊业集约化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之下，前进性和曲折性永远并存。郭全中用“谨慎乐观”来形容改革的前景。一方面，传媒业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困难和阻力，甚至在某一阶段会出现反复。特别是由于改革涉及媒体特性以及我国媒体管理特质，注定这一改革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厘清的头绪繁杂，其走向尚存许多疑难。另一方面，转企改制的导向性具有标志意义，推动最后的“国有”阵地转向市场。非时政类报刊在转企改制之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能够极大地释放体制生产力，极大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能力。特别是在我国报刊业市场还有较长时期的机遇发展期的情况下，通过兼并、收购打造大型的传媒集团，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最新传播技术实现自身的转型，这无疑是非时政类报刊遇到的新机遇。 同时，从媒体行业的发展来说，传统媒体的衰落是历史大趋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与新媒体相比，传统的非时政类报刊无论在体制、机制上还是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效果上均不如新媒体。周志懿表示，如果不改制，传统媒体退出市场或者半死不活是迟早的事。郭全中也认为，此次改制是以非时政类报刊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一次“生存机遇”：建立市场体制，通过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收购，从而能够迅速做大做强并实现向新媒体的转型，这是非时政类媒体的出路。 传统媒体“下海”后的“阵痛” 改革即“蜕变”， 非时政类报刊在华丽转身之前，必然会经历“阵痛”。 改革既是必然，那么如何改就成为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时代商报社社长郝华忠认为，作为传统媒体，改革最大的难点是“人”。跟新媒体比较，传统媒体人的思维与现行市场的脱节已经成为最大的掣肘。他认为，根据现有传统媒体人认识水准以及行动能力，媒体改革极可能呈现缓慢爬行的景象，这点使传统媒体与以“新渠道、新机制、新人、新思维、产品与模式高频率刷新”为标准的新媒体呈现截然不同的生态。 周志懿也同样认为转变人的观念，实为转企改制的首要问题。是否清楚转企的目的和思路，使其容易出现“主动改”与“被动转”两种状态。所谓“主动改”就是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搞活体制，面向市场，真正改，彻底改；所谓“被动转”实质就是“换牌子”，换个名称，换个核算办法，但单位一样死气沉沉，毫无活力可言，这样就浪费了大好的改革机会与政策成本。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周志懿认为，转变传统体制下的员工的观念是一项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