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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出庭及证人保护有关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审判证人出庭率低，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及权威性，影响了审判的社会效果。2012年修改后刑诉法完善了证人出庭和保护方面的规定。这对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保障实体公正、强化程序正义，实现新刑诉法确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立法宗旨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证人出庭及证人保护概述 　　证人是指知晓案件具体情况的当事人以外的人。证人出庭则是证人按照法庭的通知到庭审现场接受询问，就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如实陈述的活动。司法机关有责任和义务对证人以及其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进行保护。证人出庭作证的价值或意义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还原案件真相，实现实体公正。公诉机关既然将案件诉到法院，就在内心确认被告是有罪的，在办案过程中往往倾向于收集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法官面对的都是控方移送的有罪证据材料。证人不出庭导致书面证言在法庭上被大量使用，控辩双方无法进行质证，法官也难辨真伪。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采取非法方式获得证人证言时有发生，在书面上几乎看不出其中的破绽。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则有助于还原事实真相。法官可通过其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语言表述等外在表现判断其证言真伪，以获得可靠的心证，这种作用是书面证言无法替代的。 　　二是遵循审判规律，实现程序正义。在目前证人出庭率极低的情况下，特别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移送案卷时全案移送，“使得合议庭不是通过对当庭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来形成裁判结论，而是高度依赖检方案卷材料形成裁判结论”[1]，致使庭审流于形式，甚至出现在庭审前判决书已经完成的情况。这严重违背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也违背了抗辩式庭审模式的要求。只有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在证据方面实现“以书面证据为中心”向“以直接言辞证据为中心”的转变，完成庭审模式从“纠问式”向“抗辩式”的蜕变，才能展现诉讼的文明与理性，实现程序正义。 　　二、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及成因分析 　　具统计，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率不足1%[2]，即99%以上的证人证言都是以书面形式出现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证人出庭制度不健全、“耻诉、厌诉”传统文化影响等，在此不一一展开。造成这种现状最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机关在证人出庭方面的消极被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检察人员抵触证人出庭。与其他证据相比，言词证据具有易受干扰、易变化等特点。实践中，一些公诉人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改变其在侦查机关所作的证言，打乱支持公诉的计划，易造成被动局面，认为当庭宣读证言笔录较为稳妥，可以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修改后刑诉法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侦查人员如果采取暴力、威胁方法获取证言，证人出庭作证就有可能揭露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虚假取证等情况，这样即使该证言是真实的，也会导致案件证据不扎实。因此检察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不申请甚至不希望证人出庭。 　　（二）法官抵触证人出庭。由于侦查机关关于证人详细信息提供的不准确，证人流动性比较大，使法院无法送达出庭通知，或者已经通知，证人拒绝出庭的情况常有发生。同时，在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办案时间紧张的情况下，证人出庭将会极大地延长庭审时间，降低审判效率。修改后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在移送案卷时全案移送，即使证人不出庭，法官也可根据侦查机关固定下来的书面证言和其他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有基本了解。如果证人出庭证言与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证言不一致，则会增加审判的难度。法官为了追求审判效率，一般不会轻易通知证人出庭。 　　三、国外证人制度的实践与借鉴 　　国外发达国家证人制度比较成熟，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外国制度和经验。 　　一是美国。在立法方面，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制定了《有组织犯罪控制法》、《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证人安全改革法》等一批法律。在机构方面，美国司法部成立有专门的证人保护局，还有证人服务组织和全美被害人援助联盟这两大民间证人保护主体[3]。在保护对象方面，不仅包括证人及其近亲属，还包括和证人关系密切的人员。在经济补偿方面，证人经济补偿的费用包括证人的补贴和证人的实际支出。在保护措施方面，采取的手段多种多样，如为证人身份、住所和其它信息保密、为证人建立新身份证件、提供住房、帮助证人获得工作；法官在法庭上发布人身保护令，不允许相关人员靠近证人身边等。 　　二是英国。英国证人保护立法在许多方面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但也有自己的一些做法。如在证人保护机构方面，英国证人保护的官方主体首先为警察机关。皇家检察院建立后，有关证人保护的工作便由检察机关和警察局合作进行，并在2002年成立了部门间的证人工作小组。此外，英国的民间保护组织也较为完善。保护措施方面，英国对不同种类的证人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在经济补偿方面，证人得到补偿的范围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