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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习录》卷上部分探讨王阳明对四书五经的诠释思想 贺 志 韧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3） 关键词：传习录；四书五经；诠释思想；阳明心学 摘 要：当提起诠释学时，我们不难联想到中国的经学。几千年来，四书五经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最为流行的思想流派儒家的最主要的经典，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无疑在中国古代思想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习录》的主人公王阳明对四书五经的理解有着满足当时历史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内核的客观要求的作用力。从此，我们可以更较为深刻的认识到对历史文本的解读与理解者个人及其所处环境的本身有着密切、必然的联系。 正如殷鼎在《理解的命运》里说施莱尔马赫将“移情”方法引入诠释学的做法“煽起了一代又一代人追求古典文化或作品的‘愿意’的热情”[1]一样，我国古代从两汉以来的儒学大家无不对四书五经进行了自我化的“还原”以阐述自己的思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四库全书》经部里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其中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业，犹如西方教会解释《圣经》一般。东汉时期，班固写成的《白虎通义》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而郑玄则成为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随着东汉灭亡，汉代经学告一段落，今古文经学也随之消失，但后世的哲学大家却无不保持着一腔追根溯源，还原“当场情境”的热情，大有言必称孔孟之势，如孔孟之政必归三代一般。《传习录》的主人公王阳明自然也难以免“俗”。因为这个“俗”是不可避免的“俗”，不然何以立其儒学正宗之形象，又何以言“传习”？“传习”一词来源于《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习”者，必定是承上启下的传承、学习、习行的过程，那么传承的肯定是所谓的正宗，当然也就是孔孟思想了。不然阳明心学就非嫡传，而是别枝，甚至是异端。正如孔子研究《诗经》、《尚书》的话，而如今我们研究阳明的话，恰应验了一首著名的小诗“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传习录》中王阳明引用、研究四书五经中的话语无非出于两种目的，即打击、否定朱熹“理”学，而阐发发扬自己的心学，而这表现在三个情况下：一、否定朱熹对四书五经的理解，重新进行诠释；二、直接引用四书五经的话语作为自己思想阐释的论据；三、对四书五经的某些话语进行自我的理解（即本身上有较大的牵强性，可能与原意不符）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下面鄙人将仅就《传习录》卷上部分对此三方面进行一一论述。 一、否定朱熹对四书五经的理解，重新进行诠释 贝蒂提出四条指导性的诠释学规则，其中的一条是“理解的现实性规则”。“这条规则是说，理解不仅仅是对创造过程的回溯，而且还通过对创造过程的重构使历史和过去的精神被整合到我们自己经验框架内的理智视域中，因此，解释者的主观性并不是应该被舍弃的东西。” [2]王阳明所处时期为中国封建制度陷入深重危机的时机。“土地兼并十分激烈，激化了阶级矛盾。在闽浙、荆襄等地区先后发生了农民起义，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明王朝内部的皇室与藩王、官僚与宦官之间斗争也愈演愈烈。” [3]王阳明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力图挽救明朝统治危机。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和镇压江西南部农民起义及广西少数民族反明武装经历中，他亲身感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尤其是在著名的“阳明格竹”事件后，王阳明认识到程朱理学及“格物致知”的脱离现实性和难以操作性，即对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难以起到思想支撑作用。为此，他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即重建、发扬、革新陆九渊“心”学，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程朱“理”学的理论界权威地位，而最好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指出并批判朱熹在解释四书五经时所出现的“荒谬”，并作出自己的更为“合理”、“正确”的解释，以树立其儒学正宗的形象。下面我将列出二例试加以分析，以窥王阳明“心”学要义，及其与程朱“理”学的巨大鸿沟。 在《徐爱录》里，王阳明认为朱熹将《大学》首章的“在亲民”理解为“在新民”，将“亲”通假为“新”，意为自新之民是荒谬无稽的。他说：“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所以亲之也。” [4]最后得出结论，即“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便是“安百姓”，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就觉偏了。” 朱熹将“知止而后有定”理解为是指“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即万事万物都要道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在具体事物上寻求至善，实际上是等于把至善进行外化了，而至善从根本上来讲乃在于人的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即只要“发扬觉明的德性”就能达到“精粹纯一”的程度就是至善。 从此二处，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特别强调一个“内”字，也即是“心”。他认为朱熹片面的追求格物，即从“事事物物”上寻求真理是不可取的，因为他过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