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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叶龙到钱穆：新亚书院的故事 　　作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当年为创办新亚书院，倾注无数心力。书院创办之初便困难重重，学生学力程度参差不齐，依余英时的说法，“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 　　这些学生不少都是来自难民营，早上干采矿修路的苦活，傍晚赶回学校听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这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令人肃然。而自新亚开校以来，从没有学生因为欠付学费而被退学，也让人对新亚书院的敬意油然而生。 　　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先生，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1949年，高中毕业的他到南京找工作，却遇上政局动荡，踟蹰观望一年后，离乡赴港就读教会学校，1953年入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当工读生，后再就读于新亚研究院，自此与钱穆结下师生之缘。 　　时至今日，谈起在香港新亚书院的求学经历，以及钱穆先生的治学风骨，叶龙先生仍显得滔滔不绝而饱含深情。 　　从1953年至1958年，叶龙在新亚书院修读了钱穆任教的八门课程。因为是江浙人，叶龙能听懂钱穆的无锡国语，每堂课都会仔细抄录笔记；又因他自小习毛笔字，还做过少尉书记，抄录国军通讯密码，故抄写极快，且字迹工整：“他讲一句，我便写一句。读书都跟他读了这么多年，写的字也跟他一样的了。”彼时叶龙并未想到，自己抄录的这些笔记，若干年后竟为完整呈现钱穆先生的著述谱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发黄的手抄讲稿 　　新亚初创时办学条件艰苦，校长钱穆不仅殚精竭虑管理校务，还要亲自任课。在叶龙先生的记忆中，他选读过钱穆的《中国通史》和《中国经济史》，直至毕业，还修读了钱穆开的《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庄子》等课程。1955年时，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学会及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创立新亚研究所，钱穆兼任所长，每年任教一门课。叶龙回忆：“两年中我修读了《韩（愈）文》和《诗经》。记忆所及，钱师还开过《中国思想史》《论语》及《秦汉史》等。” 　　对老师的学问，叶龙充满崇敬，在他的印象中，钱穆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为“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 　　钱穆先生对教学认真负责，虽然身为校长兼所长，授课也不马虎，每堂课都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叶龙回忆，每次来上课，钱穆必带一沓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讲课时，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或抄写于黑板。 　　能百分百听懂无锡国语的叶龙，可以全部笔录。钱穆的这些讲稿，就这样保存下来。数十年中，叶龙将这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手抄讲稿笔记悉心保存，每每重阅细读，将其中的“讲学粹语”抽出加以整理补充，并寄给钱穆批改注释。 　　1991年夏，叶龙将《中国经济史》笔记整理编录数篇，每篇千字，寄给《信报》林行止，承他同意并拟题为《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以专栏形式刊登于《信报》，如是由1991年8月14日至1992年12月全文刊毕，又辑录成《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一书。幸得如此，才得以填补了钱穆一生80余部著述、1700万言中无经济专门史系统著作之缺憾。 　　作为一位有着深厚文化关怀的历史学家，钱穆在讲稿中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春秋战国至明清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既以纵向角度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水运及漕运方面的起承转合，又横向地考察了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 　　2014年初，《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的简体中文版以《中国经济史》之名出版，有删节。 困苦与彷徨 　　《中国经济史》作为直接产生于钱穆在新亚任教课程的著述，不仅有新颖的视角，更充分彰显出钱穆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笃实。 　　可以说，钱穆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强调要在文化一体性中做研究，看重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将其流变沿革视为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支撑此种大视野、大气魄的史识史见的，是钱穆对浩若烟海的史实史料的娴熟掌握与融会贯通。例如，谈到唐代经济时，除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唐律》等常见史籍，连李白与杜甫的诗句、柳宗元与陆贽的文章、《太平广记》与《册府元龟》等类书，这些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钱穆也能信手拈来，发掘材料，释疑入题，而且如叶龙所说，钱穆先生“做学问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 　　毋庸讳言，钱穆在裹挟与洗刷了所有个体人生轨迹的时代洪流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