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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大足学的可能性探讨 李传授 地域学，在我国有名的是敦煌学、徽学、藏学。说起建立地域学的必要性各地都可以根据本地的需要列上好多条。要建立一门新学科最主要的应探讨这门新学科能不能建立得起来和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可能性的探讨则很少谈及。我这个“井底之蛙”， 不揣冒昧，只作几声井底之鸣，以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发出划破长空之宏论。 关于建立大足学的必要性，大足石刻研究院黎院长等已有充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只在建立大足学的可能性方面进行初浅的探讨。 一、地域学的研究对象 我国在一千多年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创建了方志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省（市）、地（府州）、区（县）层层都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记述和研究当地的历史沿革、山川形胜、建置、政治、经济、人物、武备兵防、民情风俗、宗教、异闻，等等，无所不载，应有尽有，包含了一地自然与社会的各种现象，实乃“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当今方志学认为：志书是一地资政、存史、教化之书，是一地分门别类记载地方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的地方文献。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重复建立某地的地域学。即使要建立地域学也多是重复方志内容，跳不出某地地方志书的范围，意义不大。全国地域划分，各级地名越千上万，真正建立起地域学的则寥寥无几，恐怕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某地的资料特别丰富，在全国全世界又有重大价值，并能引起全国全世界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只要有人倡导，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前来研究，这样才能建立起某地的地域学。 地域学与方志学相同点都是以某地域为出发点进行研究。其研究对象都离不开这个地域。但不同点是，方志一般述而不作，作者的观点、意见，除在概述、小序等处公开、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外，主要用事实叙述或通过事实排比等方法表达作者的观点。因此要求方志不能越境而书。地域学则不只是记述，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或者说在方志记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述。在研究某地域某一问题时则可以越境而书。如大足志书在记述本地大足石刻时，只能记述本地石刻，不必也不允许记述境外的其他石刻。如大足学在记述、研究大足石刻时，则可以与大足周边的石刻，巴渝地区的石刻，巴蜀地区的石刻，甚至全国全世界的石窟进行对比研究，以阐明大足石刻在全国全世界石窟艺术中的价值和地位。又如唐末昌州刺使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使韦君靖，大足志书只能记述韦君靖在大足建永昌寨保境安民，在北山佛湾首造石刻以及参加过当时东西川之战役的战事等，其他就不能多记。大足学则可以全面记述和研究当时东西川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以阐述韦君靖在当时东西川战事和维系唐王朝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永昌寨那样大的规模，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在两三年之内就建设得起来，有人提出，永昌寨是在某古国国都旧址上建起来的，这古国是什么国？又是什么朝代？在没有发现新资料前，志书不能猜测，大足学则可研究、探讨。再如大足石刻造像中的三教合一问题，大足志书只能记述三教造像的情况，在记述中间接表明三教造像的进程，初为单独的佛教造像，或道教造像，道佛合一处造像，三教合一山造像，进而三教合一窟造像，再进而在佛教造像中，把儒道思想完美融合于佛教造像之中。大足学则可以把全国、全川及巴渝三教如何合一，并如何影响大足石刻造像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至于三教考古，在大足除三教摩崖造像有一些考古内容可考外，其他三教合一考古恐怕无多少内容可考，更难建立大足三教考古支学。宋末合川钓鱼城军民抗击元兵几十年，大足及昌州一直到钓鱼城宋军兵败头一年大足及昌州才被元兵攻破，昌州知州赋诗投井拒降。这么多年大足如何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钓鱼城抗元？特别是龙水五金如何生产兵器支援钓鱼城抗元？这些现无资料，志书无法记述，大足学则可联合钓鱼城研究部门展开深入、广泛的研究。总之，大足学的研究对象也应坚持与大足有关的人、事、物则可越境而书，无关的则不能硬拉进大足学研究范畴，否则就不叫大足学，而叫巴渝学，或叫巴蜀学，或叫其他地域学。 二、大足区域有何内容值得全国全世界专家学者研究？ 我们知道，敦煌学因发现藏经洞内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宝藏而兴起。徽学因有封建社会末期丰富而有价值的建筑群等实物资料和几十万卷档案资料及全国有名的徽商、徽砚、徽墨等事、物，而创立。藏学则是因藏族地区与全国全世界有独特的藏语、藏文学、藏艺术、藏传佛教、藏族民风民俗等，而形成。总之，这些地区都具有供全国、全世界的专家学者研究的丰富内容。有丰富而又有价值的内容才能吸引广大的专家学者主动去研究。没有值得研究的内容，任何人，任何金钱也难使人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去完成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因此，建立大足学之前，必须理清大足地域有多少东西可供全国全世界的专家学者研究。 （一）大足地域可供全国全世界专家学者研究的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