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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的法理基础探索 本文作者：潘昊 工作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正义的呼唤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法律机制的背后都隐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正义是人类恒久的价值祈求，也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命题。抽象层面的正义往往表现为合乎公意或者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价值理念，现实层面的正义则总是与利益的分配或占有直接相关。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因为古今中外诸多法律思想家都对法律的正义性表示了莫大的关注，致使对正义的理解一直都是“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在具体分析某种法律机制的时候，仍需要根据研究的内容来界定正义概念。本文中所要探讨的正义是指环境正义，即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所追求的法律价值是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时，负有防止对环境的损害并尽力改善环境的责任；除有法定和约定的情形，任何主体不能被人加给环境费用和环境负担；任何主体的环境权利都有可靠保障，受到侵害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对任何主体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予以及时有效的纠正和处罚。环境正义要求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公平地配置环境资源，从而充分地开发人力资源，使同时代的人不分种族、民族、阶级、性别、财产多少等情况，得到全面的发展。广义的环境正义包括三条伦理原则——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或称种际正义原则），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或称代内正义原则），以及对后代负责的原则（或称代际正义原则）。这三项中第一项原则——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限制了人类只能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范围内来满足其所有的需求，包括现存的和将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第一项原则包含且高于其余两个原则。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必须不损害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性，并对那些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在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和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以补偿。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原则范畴中所体现的环境正义实际上是一种环境公平观，也就是本文中所要讨论的狭义上的环境正义。只有保持公平才能维护和保证其所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和自身利益，调动和维持可持续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失去了公平，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正义还应体现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差别原则所追求的结果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即一方利益的增进，处境的改善并不导致他人的利益减少和处境变坏，这与功利主义所追求的利益总额的最大化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形式上的正义意味着机会平等，而实质上的正义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法律的角度来说，环境正义不仅仅只追求形式上的正义，还要求实质上的正义。因此，环境正义所追求的是承认主体差异的前提下，均衡各方利益而求得实质的正义。环境正义注重的是人的环境利益，一方面表现为人们是否享有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是否公平地分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和生态危机所造成的灾难。简而言之，环境正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公平地在人与人之间分配自然资源或分摊环境责任。生态环境的直接经济价值为相应环境要素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享受，它是益，但是生态环境产生的间接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却是公共利益。由于其存在直接经济价值，其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有权利利用这一价值。如果维护生态环境的间接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则会影响经济价值的获得，即生态环境要素的经济价值所有者要支付机会成本。另外，维护这些价值还要付出管理成本。从这角度讲，生态利益也不是纯公共物品，因为付费者和受益者并不一致。这就涉及到了在生态利益供给和享受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平衡。环境利益从来就不是平衡的，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得到的环境利益截然不同。这种环境利益配置的不均衡，基本是治理的结果，也是说，环境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往往不是均衡的，这集中体现在大都市环境建设中，良好的生活环境基本由富人享受，而穷人的居住环境则无人问津，还往往成为垃圾和危险废物的倾倒、处理场所。美国1960年代开始的环境正义运动，与民权运动一道，反对向有色人种和贫民生活区转嫁污染，这是对经济弱势群体环境利益的剥夺，同时，政府投资带来的环境利益则为富裕阶层独占。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贫困阶层居住区域的环境状况，都比中产阶级享受的环境利益要差很多。这种共所周知的事实，并非因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是政府投资的不均衡，是一种劫贫济富的环境政策。这使环境利益的分配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人的因素在促进社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