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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文化和学理外斥内援佛教理念论文 摘要：朱熹“外斥”佛教,主要可以从目的角度、本体论角度、伦理纲常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生产角度等方面介绍;“内援”佛法,主要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论述。朱熹对佛教“阳违之而阴奉之”的原因有三: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 [关键词]朱熹;佛教观;儒学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儒、释、道“三教合流”为方法,创立了他的理学体系。从文化和学理的内在层面来说,外来佛教对于他的影响是积极的、深刻的,他以“援佛入儒”的方式来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然而从社会和外在层面来说,他不得不视佛教为消极的、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要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这种内外矛盾的“外斥内援”,或者说“阳违之而阴奉之”,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原因有三:一是新学术体系建立的需要;二是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政治需要;三是对佛教的理解存在片面的地方。 一、“外斥”佛教与维护理学正统地位的政治需要 对儒家“一片忠心”的立场,让朱熹扛起“斥佛”大旗。朱熹对佛教持何种态度,这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朱子个人所持的立场等都有关系。南宋时整个士大夫阶层对待佛教大多同时持两种态度,一方面排佛声浪绵延不绝,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外来文化的浸染,但他们始终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看待这一外来文化。朱熹排斥佛教有以下理由: 首先,从目的角度来说,朱熹吸收佛教心性说,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佛教,重新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和建构新的儒学体系。从汉末道教创立和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儒学与佛道的论争就没有停止过。在宋以前,范缜或韩愈对佛教的批判只集中在道德伦理和社会作用领域,在形而上学层面即理论层面,对佛道的批判很不够。而对于早年“出入佛老十余年”的朱熹来说,师从爱佛的胡宪、刘勉之和刘彦冲等,较多地接触佛教,使他能够对佛教洞察颇深,能对佛教深入剖析。与此同时,尤其是唐末五代,儒学的正统地位已几渐消失,迫切需要建构新的儒学体系来重振儒学。朱熹以自己的学术体系反佛,显得理所当然。 其次,从本体论角度来说,朱子理学的本体“天理”、“太极”与佛教的基本理论“一切皆空”相矛盾。佛教的“一切皆空”和出世的态度,与儒家的入世主张犹如冰炭水火,当然不能为站在儒家正统立场的朱熹所接受。朱熹说,佛教家“专要说空说玄,不肯就实”(《朱子语类》卷一二一);“佛家一齐都归于无,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著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朱子语类》卷一二一);“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朱子语类》卷九五)。以“一切皆空”的佛教理论看,儒家的本体“天理”、“太极”便无处建立。 再次,从伦理纲常角度来来说,理学的遵典敬祖、树立权威与佛教的顿悟成佛、蔑视权威相矛盾,在现实生活中违背纲常伦理的“沙门不敬王者”等与用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思想完全相反。禅宗为了破除人们对权威的信仰、对经典的迷信、对繁琐名相的执著,提倡方便法门,在实践上主张顿悟成佛,甚至不惜“诃佛骂祖”、“义理灭尽”。而朱熹极力维护传统,遵典敬祖,自然要斥责禅宗不要祖宗、不要经典、蔑视权威。他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批判佛家“弃君背父”,“人伦灭尽”。朱熹认为,一切事物“莫实于理”。所谓“理”指的是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伦理规范,不仅是一种道德教化,还包括宗法血缘政治的基本精神。朱熹不满意于佛教无视“三纲五常”的态度,他认为,“佛老之学不待深辩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第四,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理学的认识路线“格物致知”与佛教的“以心主物”及“轮回因果之说”相矛盾。在心物关系问题上,佛家以心主物,以心法生灭天地,不用“格物”就能“致知”。朱熹反对佛家的这一理论,认为,“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体,是乃释氏澄成国土之余论。”(《朱文公文集》卷七十)“格物可以致知,犹食所以饱也。合不格物而自谓有知,则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为饱,则其饱者病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只有先格物,然后才能致知。朱熹认为,在认识论上,佛教创造了一套迷人的“因果轮回”学说,迎合了民众对生命的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缓解了人对死亡的精神压力。但这种理论是一种谬误,所谓“气久必散”,无所谓的轮回。愚俗的百姓被祸福报应说这种错误的认识论所迷惑,在物质上帮助僧侣,将田地供应给寺院使用,有的还出家修行,使社会生产力降低,整个社会陷入无父无君的状态。第五,从社会生产角度来说,理学的入世承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而佛教却主张出世逃避,影响了物质生产、经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