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影片的美国显影分析.docVIP

台湾影片的美国显影分析 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的边界开始变得愈来愈模糊,民族国家概念下稳定的主体性开始处在不确定性之中。边界的模糊带来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交”状态。在电影生产领域,民族电影的概念不断受到挑战,全球范围内的跨国、跨区域制作使一部电影的“血统”难以进行辨认,“将民族身份看成是至为根本而又一成不变的表现模式”逐渐遭到瓦解[1]。资金来源的复杂化,主创人员的国际化背景,各大电影节的推动,都使得当下的电影生产成了多种权力角逐的场域,而台湾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和台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更使得台湾电影的生产成为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最前沿之一。在此意义上,台湾电影对西方“他者”的呈现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所可能达到的深入程度,一方面也反映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台湾人对自我身份的建构。 台湾在历史上曾屡遭外来势力的殖民统治,多种文化的影响乃至交融形成了当代台湾文化的“混合”特质。1945年台湾光复后,本应进行的殖民反思和族群融合却因时代局势的风云际会而未能及时展开。时至今日,统、独意识形态分野所造成的族群分裂已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主要症候。对于台湾被日本殖民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经长时间的发酵所引发的后续影响,台湾电影多有涉及。自1987年台湾实施“解严”以来,尘封的历史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随着本土意识的觉醒,对身份的寻求成为台湾电影非常热衷表现的母题。然而吊诡的是,对于另一段殖民经验,台湾电影却很少触及。众所周知,美国对台湾有着“全方位的,持续不断的,有时候是直接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影响”[2]。在整个冷战时期,台湾当局在经济上依赖“美援”,政治和外交上甘当美国反共的桥头堡,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依附于美国。在台美关系中,台湾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美国一方面通过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来控制台湾,另一方面则通过其威力巨大的流行文化将西方的民主观念和生活方式传播到台湾。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对话对台湾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探究台湾电影中的殖民经验和身份认同时,忽略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对台湾殖民经验的塑造是会存在偏颇的。与对台日关系进行反思的电影作品相比,台湾电影对于台美关系的反省并不充分。这自然可以被解释为美国对台湾的影响毕竟只是一种外部影响,与当年日本的直接统治并不相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绝对数量上的差异也可能反映了后殖民主义的又一特征:即殖民者破坏了被殖民者的心灵、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而代之以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被殖民者因而被趋同化了。正如杰姆逊所言:“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据笔者的统计,台湾电影中直接涉及台美关系和美国人形象的影片有:《源》(1979年)、《儿子的大玩偶/苹果的滋味》(1983年)、《推手》(1991年)、《喜宴》(1993年)、《袋鼠男人》(1994年)、《少女小渔》(1995年)、《太平天国》(1996年)、《蛋》(2000年)、《双瞳》(2002年)九部影片。而这些影片根据其内容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进行批判;二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对话。通过对上述影片的解读,可以分析台湾电影在后殖民语境与全球化背景下对于自我身份认同是如何表述的。 一、后殖民语境下台美关系的书写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以后,台湾就成了美国东亚战略的一颗棋子。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和越战期间,台湾因为其战略位置之便,成为美军后勤补给地,这给台湾当局带来了相当的外汇。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发生变化,台湾迎来了其惨淡发展时期。退出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中日以及中美相继建交,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台湾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台湾一下子似乎成为了世界的弃儿。为了重振台湾社会的信心,国民党当局责成公营的“中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抗日电影,如《英烈千秋》(1974年)、《八百壮士》(1975年)、《笕桥英烈传》(1975年)等。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笼罩整个台湾社会的挫折感,也适时地弘扬了爱国主义乃至民族主义精神。对于美国的“背信弃义”,台湾当局敢怒不敢言,自然只能将怒气全部撒在日本头上。到了1980年代,随着党外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台湾社会氛围有所松动。在电影界,“台湾新电影的横空出世是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一次复归与深化,同时也是对以前台湾瞒和骗的文艺创作理念的一次反拨”[4]。新电影对于许多现实问题并不回避,因此此前难以想象的一些题材也被搬上了银幕,这其中就涉及非常敏感的台美关系。三段式电影《儿子的大玩偶》中《苹果的滋味》一段就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提出了正面的批判与反思。另一部对不正常的台美关系提出质疑和批判的电影是在十多年后才出现,即吴念真执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