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生成模式_法学理论论文.docVIP

“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生成模式_法学理论论文 “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生成模式_法学理论论文 【摘要】“枫桥经验”具有丰富而独特内涵，包括组织的网络和工作机制的构建、格式化治理方式、标语口号等教化治理的传统、调解与感化的实践等。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模式与“枫桥经验”之间具有内生性、衍生性和共生性三方面的联系。因此，“枫桥经验”尽管存在一些需要从理论高度进一步总结的问题，但它有可能成为我们寻求中国未来独特民主和法治道路的一个契机。 【英文摘要】This paper gives a new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the“Fengqiao Experie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Fengqiao 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many very special contents，including organizational network，work mechanism，formatting regulation，banners and slogans，mediation practice，and etc．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Fengqiao Experience”and the modern role of law of China．which boast of the nature of endogenesis，derivability and symbiosis．Therefore，the experience can be taken as a chance for China to pursue her unique road of democracy and nomocracy． 【关键词】枫桥经验；治理方式；法治道路 【英文关键词】Fengqiao Experiencemode of governanceroad of nomocracy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枫桥镇面积165平方公里，辖28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总人口9.6万人，其中常住人口7.6万人。枫桥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改革开放以来，该镇发展为全国闻名的轻纺和服装生产基地，拥有步森、开尔、海魄、情森等名牌优势企业，是全国唯一的“中国衬衫名镇”[1]。但是，真正使枫桥镇闻名全国的，乃是其在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实施并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首肯的“枫桥经验”。这一经验当时即在全国广泛推广，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创新发展，充满生机活力。“枫桥经验”的最大特色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2]。 　　与延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一样，“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制度中影响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二者都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与社会治理方式，都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矛盾纠纷的化解。但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基本差异，一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差异，二是在治理覆盖层面上的差异。“枫桥经验”源于对敌斗争的需要，而马锡五审判方式则适应了便捷处理人民内部纠纷的需要。而且，作为一种以地域为载体（以“枫桥地区”为标志）而不是以人为载体（以“马锡五”这个人为标志）的经验，“枫桥经验”更具有地理政治学的符号意义：当地政府出于政治和发展的需要，必然会不断挖掘这一经验中蕴涵的各种有利资源和积极意义，而不像“马锡五审判方式”那样，其中所包含的司法调解经验已具有相当成熟的制度和技术因素，并得到了普遍推广和认同，“马锡五”其人的主体身份意义已不再重要，这种审判形式所面临的与时俱进的要求也就不那么急迫。 　　正因如此，研究“枫桥经验”的动态发展历程，对理解中国特色法治发展道路而言，更具有某种昭示意义。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论著，政策宣传倾向往往多于学术倾向[3]，因而也就难以发现其中隐含的深层次的学理问题，从而无法看清“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相关性或异质性。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强调“枫桥经验”的民主、自治成分也好，还是强调其政治化、运动式的成分也好，都较为单一，实际上脱离了“枫桥经验”本身的具体治理方式及真实运作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所提倡的创立“枫桥理论”、“枫桥学派”等意愿[4]，虽然颇有意义，但却没有注意到，法制的理论本来就植根于法制的现实，对法制经验的开掘和解释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普遍价值，所以首要的是深入梳理和全面把握“枫桥经验”的内在机理和来龙去脉。 　　“枫桥经验”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