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与政治自由的实践——解读阿伦特“积极自由”观_法学理论论文.docVIP

公共空间与政治自由的实践——解读阿伦特“积极自由”观_法学理论论文 公共空间与政治自由的实践——解读阿伦特“积极自由”观_法学理论论文 以社会利益分化以及价值多元为背景的现代自由政体，其实并非“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它既非对优劣善恶好坏一视同仁，也不是与各种价值都无关联的纯粹技术性装置；而是立基于一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宪政(有限权力与权利保障)和法治(rule of law)等等。问题恰恰在于，这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彼此并非“天然”和谐，当代政治和公法理论的诸多纠结纷争，包括对这些基本概念无休止地重新阐述与界定，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些价值的冲突而展开，试图解决、调和、平衡、控制它们之间的冲突。 主流自由主义理论很早就注意到，以“民主”为旗的多数人暴政会危及少数人的自由；并由此提出，“宪政”的根本要求就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必须对一切“绝对权力”———包括“人民主权”———加以限制。主流自由主义理论一直不大关心的是：个人不践行政治“自由”(表现为所谓的“政治冷漠症”)会使“民主”落空，并因此而毁掉法治。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当代所谓“消极自由”或“现代人的自由”的杰出阐释和宣传者们，在对专制政制的批判中，已经将个人“参与政治”的所谓“积极自由”或“古代人的自由”与“极权统治”联系起来了， 20世纪纳粹极权统治经验所带来的痛苦记忆使人们对此十分敏感，从而将自由宪制所保障的自由界定为是而且仅仅是个人“免于被干涉”的消极自由。 这种对自由观念的限定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近年来兴起的“公民共和主义”，居然也纷纷放弃传统“共和”观中“参与政治”之积极涵义，而论证所谓“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只不过是不同于自由主义主流的另一种“消极自由”[1]或“免于被奴役的自由”，[2]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新”共和主义看上去更像是洛克和斯密年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3]的回归，或者对“消极自由”论的发展和完善———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当代人对“机会均等”之平等价值的追求。 在有关政体的当代讨论中，不断有研究者试图将阿伦特归入“新共和主义”一派。然而，与斯金纳、佩迪特这样一些阐述“新消极自由论”的“公民共和主义者”不同，阿伦特，作为20世纪最具争议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冒着猛烈的批评炮火，坚持正面肯定古典共和观中“参与政治”之“积极自由”。这本身就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 本文立基于对阿伦特主要著作的阅读，尝试从其古典“人性观”入手，结合其“公共空间”概念，力图澄清和揭示其政治自由观中易引人误解的“积极”内涵，———在我看来，这些内涵恰恰是阿伦特政治自由观的独到之处。 一、没有人应该被忘记 政治和法律都是“人的事务”。无论是否得到了明确地表达，所有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立基于某种“人性论”或某种“人的形象”。 在《人的条件》一书中，[4]可以看到，阿伦特不仅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5]她还认为人性中最有价值的特征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古代罗马人将参与政治视为自由人“惟一”和“最高贵的”自我实现方式，而阿伦特则认为，进入以自由平等关系为实质的公共空间，被公域之光照亮，展示自我的独特性，是实现人性之“完整性”所必须的；那些不能被公域之光所关照因而不能显示自己独特性的人，是“不完整”的人，因为他们被罗马人称为人性(humanitas)的特质受到了损害。也就是说，阿伦特将进入公共空间或参与政治与保持“人”之为人的“人性”完整联系起来了。可以想见，这种观点对于许多主动而不是被迫远离政治领域的人来说，是带有某种冒犯性的。 事实上，阿伦特也的确批评霍布斯将政治立基于人之“自我保存”这一动物本能，是将人类降到了与动物相同的水平。[6]在阿伦特看来，人当然不能在不满足肉体基本需求的情况下生存；这是自然规律———阿伦特称之为“必然性”———的要求。作为动物的人，在普遍的必然性支配下，无论何时何地是彼此相同的。但人之为人，恰恰在于人毕竟不止是动物，因而能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出与他人不同的独特性。 当然，阿伦特不会不知道，在公共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生活，一个在公共空间以外的人，即不愿或不能在公共空间中言说与行动的人，无论是自愿撤离还是被迫退出公共空间，仍可以拥有私人的生活，在私域中生活，从事生产、进行创造：比如从事科学发明、增加个人财富、建立私人的亲密关系等。这意味着，没有公共生活的私人生存也是可能的，没有“自由人之平等关系”的人也可以在浪漫主义的激情、同情或者博爱中所体验到“人性的完满实现”。只是，阿伦特同时也看到，同情或博爱，作为激情来自对人们在其中受到“非人”对待的世界的憎恨，它可以给那些处于被剥夺地位的苦难者或说“被侮辱和损害者”带来温暖，但这种温暖感，不过是“已经失去的、共同且可见的世界的心理替代物”，而“这些替代物又局限于不可见的领域之中”；它来自这样一种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