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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的通天塔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译介术语译介思想体系译介译介人才培养 　　摘要: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但它能否走向世界,译介至关重要。钱钟书、刘若愚、宇文所安等在古代文论术语及思想体系译介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需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而译介人才的培养则更应被作为重中之重。 　　一、翻译的背后 　　自乔治·斯坦纳的《通天塔之后》问世以来,通天塔就成了翻译的代名词。中国古代文论要走向世界,必须借助翻译这个通天塔。可以说,译介是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的第一环节。无论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深刻、丰富,若翻译不当,势必很难被来自异质文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所理解和接受,更不必奢谈在世界文坛上大放异彩了。译事之难人所共知,特别是当面对中国古代文论——从经验和感受出发,以风骨、神韵、意境等模糊词汇为基本范畴,以“道、气、风、骨”等神秘字样为批评准则,术语多歧义,语言松散,点到为止,并散见于专著、序、跋、诗话及对经典等的注释或点评中,罕有系统的理论专著{1}——这一翻译对象时,其难度就更无法估量。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需得到学界的格外关注。 　　翻译不仅是文字间的转换,其背后还有诸多无形的手。中国传统的翻译标准是“信达雅”。“信”即忠实,是评价翻译优劣的第一标准。然而,随着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文学翻译的标准也在与时俱进,不再只简单地停留等值或忠实的层面。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从事任一项翻译工作的译者都有翻译目的,然而翻译策略却是受文化策略所制约。割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系,在真空里单纯谈论中国文论的翻译是无意义的。所以,中国文论翻译中无论采取的是归化、异化还是误译(不包括因个人水平而导致的错误翻译),其背后都有一定的翻译策略、文化策略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无形的手在操纵。 　　二、对中国古代文论译介的几点思考 　　1.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术语是某一范畴中的基本概念,是学术研究的根基。中西文论属异质性体系,其术语的译介不是概念在语言间的等值转换,而是承载着更多意识形态、文化、诗学等意义。术语译介历来是译界公认的难题,尤其是当面对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庞杂、模糊的译介对象时,译者更加感觉心力交瘁。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译介研究多处于术语译介的层面,而钱钟书先生所采用的“译释并举”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关注。该方法注重对术语含义进行多层面的分析、解释,再明晰其中的最佳翻译,而不是简单地到目标语中根据字面意思找出对应词;同时它还注重对术语所承载的思想及文化内涵进行深入阐释。这种方法体现了钱钟书“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全面考虑和处理了不同文化的对接和切点,尽量顾及每一术语意义的多层面性、变化性和开放性等一系列特征,解释了术语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找到了一个个最切近原意的译法”{2}。然而遗憾的是,钱先生的“译释并举”法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甚至连一本专门论著都没有,其相关见解只是散落在各种著述当中,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直到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在其大作《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也运用了该方法并取得了成功,它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术语多具有歧义性和开放性,该方法能否适用于中国文论中众多庞杂、多元的术语,还有待实践检验。另外,这种做法往往需要对一个术语进行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这过多的阐释是否会影响对文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的传递,是否会超出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关注的持久性,也有待研究。可以说,目前学界还没有找到比“译释并举”更有效的术语译介方法,该领域仍需不断探索。其实,我们也不妨借鉴德里达的造词法灵活创造一定数量的术语。大家知道,法语中本没有“异延”一词,然而德里达根据需要将法语中的名词différence(差异)词尾的-ence改为-ance,différance(异延)便诞生了。对于目标语中找不到对应意义的术语,不妨以汉语拼音代替等方式自造一些词汇,并把它们所传递文学思想、文化理念等加以阐释。这些陌生化的词语也许比在目标语中勉强找来的词语更让读者感到新奇,更能引起其阅读兴趣。另外,中国文论术语众多,意义丰富,如果在每一部著述中都反复用诸多笔墨来解释相关术语,这确实是一件令作者和读者都甚感疲惫的事。所以翻译或以目标语编撰一些工具书,如《中国古代文论诗学辞典》《中国古代文论术语辞典》等,也是中国古代文论译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当读者遇到费解的术语时,他们能有处可查,这必定会为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及其爱好者提供诸多的方便,有利于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 　　2.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体系的译介。该领域目前还较薄弱,亟待加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刘若愚和宇文所安的方法。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刘若愚继承和改造了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艺术四要素理论,对充满感性和直觉的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