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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教育面面观 郁青 （浙江中医药大学） 摘要：本文概述了我国留学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了关于人才外流与回归的不同理论和观点，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留学教育所付出的成本及所获得的主要收益，证明了留学政策产生的巨大和长远效益。以及现在家长和公司对留学的目的性。对国外一流名校选择，教育质量也绝大部分比国内好。我觉得是应该出去闯闯。上世纪“国外镀金”目的迷茫；如今正确认识目标明确。 关键词：留学教育、政策、目的、政府、学生一、对学生留学的看法 具我所知，现在中小学生出去留学的大多数，成绩不是很好，依靠家中的钱出去镀镀金，这样回来以后也有资本，这也许就是我们看国外的什么都比我们好的原因呀，以为什么东西粘到国外，就都是好的了,这也需要我们在用人上注意到的。希望人多出去一点，给全国更应该接受大学教育的考生让出一点名额。外国的教育的确比我们强，对付智力不高但是“素质”很高的学生比我们更有办法，省得在国内把好孩子都耽误在那些崇尚应试教育的老师之手，毕竟你们有钱，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身边的朋友的观点，想出国的基本是去镀金，或者干脆就是逃离中国。我看孩子出国，基本也不是自愿，而是家长的主张，因此，决定孩子何时出国的关键因素是家长。因此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应更多地研究家长的心理。班上就有十几位同学出国，这些出国的同学有一个共同点：成绩普遍比较差，而且摆明是考不上大学的那一类。出国之后，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现在他们在外头都混得不错，当时我的同桌的成绩在班上老亮红灯，未料出国后在澳大利亚的中学以全校第二名考上澳大利亚的名牌大学，另一位同学到澳大利亚后转读理科（我们是文科学生），后来考上了医学院，还有一位同学是加拿大的某大学的佼佼者，被校方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并派她作为交换学生到英国的大学里学习，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究竟是中国的教育制度有问题呢，还是中国的教育走得太前、太快了。 二、对政府公派教育的看法 大陆的公派留学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由于冷战状态下的国际环境，为迅速培养工业化建设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政府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向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大量派遣留学人员。从1950年到1965年，派出的人数总计达10698人。1966年6月，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政府决定推迟选拔和派遣留学生，次年又要求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运动，从而致使自1966-1971年的5年中，完全停止了公派留学的工作。由于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及中国与美、日、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自1972年开始大陆恢复了公派留学，是年向法国和英国分别派出了20名和16名学习语言的留学生。到1978年，共向57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留学生1416人，平均每年大约200人。70年代后半期，大陆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公派留学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余年来，这种变化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这一阶段，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或为国服务成为了留学工作的一个重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计划，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并且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 三、对于留学人才的外流与回归的看法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归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单位公派，最低的是自费留学。自1997年以来，这三类人员的回归率均有提高，尤其是国家公派，回归率已达95％以上，自费留学的回归率也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递增。尽管如此，人才的外流（或国际流动）对于大陆而言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台湾学者魏镛认为，“一个国家人才是否已经外流，是由两项条件来决定，第一是居留他国的事实，第二是继续居留他国的立意”。我国大陆学者陈昌贵认为“人才外流是指人才的国际流动，它不包括‘非人才’或一般人的国际流动；人才是否外流应当以其是否在他国定居为判断依据，否则只能算是‘外留’而并非是外流”。 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推拉理论的首创者之一菲利普?阿尔特巴赫曾指出：“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存在着人才流动现象。由于种种原因，学者们到国外工作。国内机会少，条件差，加之种族的宗教的歧视，所有这些都是促使学者们到国外工作的“推动”因素；而较高的薪水、设备良好的实验室和图书馆、更令人满意的教学职责、学术自由，以及处于“中心”位置的感觉，所有这些则是促使学者们到国外工作的“拉动”因素。现在所谓的人才外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因为在国外工作的学者们时常回国工作，或同国内的学术界保持着联系”。上述关于人才外流的理论观点的启示是： 人才的国际性流动是一种历史现象，并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在大陆日益融人国际社会的大潮中，政府采取“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是一项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明智之举。人才外流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可完全避免的现象。在当代它又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公派留学的独特作用就愈显突出。 促使人才外流的“推力”和“拉力”是在特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