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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器官捐献体系 宪政专业：陈松 我国器官捐献的现状分析和问题所在 家属干扰导致捐献不成 尚未建立“脑死亡”标准 宣传力度不够 缺乏相应的激励制度 缺乏完善的器官捐献管理体系 一、家属干扰导致捐献不成 二、尚未建立“脑死亡”标准 完善器官捐献体系 调整价值目标的侧重点 确立“脑死亡”标准 加快宣传体系构建 建立配套的激励制度 完善器官获取与分配系统 三、加快宣传体系构建 负责器官捐献宣传工作的组织 努力扩大器官捐献的宣传范围 器官捐献宣传方式应走多元化路线 五、完善器官获取与分配系统 * * * * * * * * * * * * * * * 虽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没有规定公民捐献器官需征得家属同意，但实际操作中家属尤其是直系亲属的意见却左右着捐献的成败。经常会有捐献者明确表示要捐献器官，但因亲属阻挠而致使其愿望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关于死的理想是“入土为安”、“全尸厚葬”,两者都是根深蒂固的。前者到现在还使得火葬在广大农村的推行遇到重重阻力,而后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们常用“死无全尸”或“身首异处”来形容人死得凄惨。遗体捐献无疑强烈地违背了这种理想,死者非但“无家可归”,还要被开膛剖腹,这在中国人传统的感情上和逻辑上都是无法接受的。 所谓“脑死亡”，指的是脑干或脑干以上中枢神经系统永久性地丧失全部功能，先决条件包括昏迷原因明确、排除各种原因的可逆性昏迷，脑干反射完全消失、无自主呼吸。脑死者的体征多为脑功能不可逆转的丧失而心脏、血液等还保持相对的新鲜，这一死亡标准是在呼吸机出现后才有的。传统的死亡标准是心肺死亡，是指人的心跳、呼吸都停止后的死亡。在这种状况下捐献出来的器官大多数都不是新鲜器官，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移植效果无法保证，而且一般只能一次性摘取，相形之下，脑死亡的遗体就具有“活化石”的标本作用，只要不关闭呼吸机，就可以多次摘取新鲜器官供移植使用。因此，“脑死亡”标准的确立与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器官移植供体制度的规范是紧密相连的。 目前，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 13 个国家已经将脑死亡判定标准写进了法律。另外，虽没有制定正式的法律条文承认脑死亡，但在临床实践中已承认脑死亡状态，并以之作为宣布死亡依据的国家也很多，如比利时、新西兰、韩国、泰国等数十个国家。而我国仍然还采用着传统判定法，认定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才是死亡，这无疑严重减少了可用器官供体的数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我国的器官移植界专家就开始呼吁国家出台脑死亡法，卫生部也屡屡促进。 三、宣传力度不够 虽然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在十多年前就已经陆续开展了，但是相关的宣传工作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到位。这主要体现在宣传内容的缺失、宣传范围的狭窄和宣传途径的单一。首先，我国的相关宣传只是简单的告诉公众我们应该发扬助人为乐的精神，应该伸出友爱之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患者，但是对于器官捐献的很多医学知识就忽略带过，这不利于消除公众对器官捐献的不信任感。其次，我们的宣传覆盖范围较小，目前宣传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然而，与城市居民相比，我国的农村人口更多，器官供体的潜在率更高，但是他们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更深，所以器官捐献的宣传工作更应该渗透到广大的农村。最后，我国器官捐献的宣传方式较为单一，多数是依靠某个组织不定时的在街上摆放展板或发放宣传资料。这种宣传方式缺乏效果和持续性。 四、缺乏相应的激励制度 从理论上看，提出器官捐献中的激励制度，是对供体无偿自愿捐献器官这一崇高行为的价值肯定，有利于维护供者及整个社会成员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感。但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一方面器官捐赠不对捐赠者和家庭进行补偿，有些情况下捐赠所需要的检查费用还要由捐赠者来承担，再加上误工损失、营养费等，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另一方面移植医疗的巨额费用已经使移植器官的经济价值难以回避，而无偿原则贯彻的主要对象及力度却都指向了供体。这种“此无偿、彼有偿”的设置，让人不得不在无偿捐献的崇高中怀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损害了供者高尚的人道主义感情。虽然说做好事不应寻求回报，捐赠器官后也不应要求报酬，但是，再无私的人，做了好事后也会希望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可。况且，如果仅仅是笼统地鼓励公民无偿自愿捐赠器官，而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鼓励措施，就很难让人看出法律对鼓励捐献的诚意。国家如果能给予捐献者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一来是对供体及其家属的一种安慰，二来也可以鼓励其他人，产生教育意义，促使更多人愿意成为器官移植的供体。甚至有学者专门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发现87.96%的受访者认为适当的激励可以促进供者的捐献意愿转化为实际的捐献行动。 五、缺乏完善的器官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