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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形成及其特征 　　【摘要】“文学场”是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的重要文学理论，在他的理论观点中社会是由众多遵循特定逻辑的小世界组成的，即由一个个的“场域”构成的。而“文学场”则是在在不断分化的社会中形成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本文将运用布迪厄的理论观点，讨论分析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场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关键词】场域；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主体；杂志 　　通过布迪厄“文学场”的理论观念我们可以知道，自主而独立的文学场的生成过程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成过程,首先，他需要确立文学场的艺术法则，其次，需要有一群拥有大量象征资本却缺少实际资本的主体力量。即严格遵守文学场“输者为赢”的“游戏规则”。最后，文学场的最终形成还必须经历文学场内部竞争以及文学场与权力场、经济场等外部场域的斗争。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观念并结合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得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生成及特征。 　　一、现代文学场域主体力量和“艺术法则”的确立 　　1.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场构成 2.“艺术法则”的确立 　　文学场域的形成离不开其物质载体——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他们对现代为文学场域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现代作家必须依赖文学生产场域中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作品才能在市场上流通，才可能获得读者的认可，所以可以说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就是现代文学的主要传播介质。据统计，从晚清到1949年，有明确创刊日期的文学期刊就有988种，没有明确创刊日期的也有99种，显然，这些文学杂志就成为了作家发表作品、表达文学观念的重要阵地。尤其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等杂志，它们不仅代表着一个文学时代，更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文学时代。文学副刊方面，20年代的四大报纸副刊，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申报·自由谈》、《世界日报·文艺周刊》等，也都曾在文坛上引领风骚。沈从文就曾谈到报纸副刊的重要性：“从五四起始，近二十五年新闻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而得到完全成功的。这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于读者。”除了报刊、杂志外，大量的出版机构也是现代文学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力量。其中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北新书局、泰东图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尤为显著。 　　从文学场域的角度来说，在文学场中的每个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与文学生产场域的物质基础——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因为作为一个作家而言，他所有的思想、言论都必须通过物质载体才能广泛传播。而作为一个文学场域中的新人，如何获得言论的发表权是他们进去文学场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而作为文学场域中的新人，他们大多在写作之初并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更不可能自费出书，所以这个时候同人杂志的存在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我们知道的最著名的同人杂志便是《新青年》，这些同人杂志旨在将具有同样的文学审美趣味的作家结合在一起，为那些没有出版出路的作家提供一个发表的平台。为处于初涉文学场的作家提供了入场的机会。其中最典型的范例便是创造社的成立及他们的《创造社丛书》和《创造》杂志的诞生。尽管这本杂志的销量很好，但是其创始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却没有正式受聘于泰东出版社，没有正式拿过月薪也从不曾收到过稿费或版税。不得不说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动力便是，他们亟需借重泰东来出版发行创造社刊物，以扩大社团的影响。尽管郭沫若等人在泰东的那段生活极为贫困甚至充满屈辱，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忍辱负重，他们自己与他们的社团创造社，才得以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获得了进入文学场域的资格。郭沫若等人的遭遇也充分说明了，那些初登文坛、没有名人提携、没有出版机构支持的作家，是如何受制于文学生产场域。他们必须做出某方面的牺牲，才能获得文生产场域的支持，才能获得进入文坛的入场券。布迪厄认为，文学场呈现为“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艺术家只有在经济地位上遭到失败，才能在象征地位上获胜（至少在短期内如此）”。郭沫若等人的经历也正验证了文学场域中“输者为赢”这一颠倒的经济原则。他们不以获取直接的经济资本为目标，而是想借作品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同时以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这为他们积累了可观的象征资本。 　　三、现代文学场域内的斗争 　　一个自主和富有生机的文学场，就像是一个活动频繁的地震带。无论是文学场内部的代际更新还是文学场与外部权力场的斗争都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震动与更新之中。 　　在布迪厄眼里的社会是充满各种竞争的，并且时刻处在动态的新陈代谢之中。文学场也不例外。布迪厄把文学场的代际斗争称为老化逻辑，即先锋性的作家必然对正统和经典作家发起挑战。各种文学决裂层出不穷，而文学场的活力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