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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中国式教育道路”浅谈_教育理论论文 陶行知“中国式教育道路”浅谈_教育理论论文 摘　要：在教育家陶行之的教育理论中，有关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如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制约、如何开发利用教育资源等问题，对当今教育如何与经济发展结合，探索中国式的教育道路，从而加速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理论；教育与经济发展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和小先生制等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指导着人们的教育实践，为人们所熟知。但他关于教育与经济结合，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的理论却少有人提及，更谈不上深入研究。笔者拟就陶行知先生在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教育资源、教育成本、教育的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教育主张及其现实意义作一探究。 一、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制约关系的思想 陶行知先生对教育与经济的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认识得相当深刻。这种制约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 陶先生认为，必须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来办中国的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他指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大家要靠着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所以生活是穷苦的很；尤其是经过一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三十多年的内战和8年的抗战弄得万分穷苦。”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办中国的教育，就是要从“穷”字出发来办中国教育。 首先，教育的内容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陶行知先生主张教育的内容要根据生活的需要来确定。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要受什么样的教育。生活与教育是一体的。而经济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教育的内容首先决定于经济生活。这里所说的经济生活，不仅包括生活消费活动，而且包括生产消费活动。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主要靠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的落后的农业国。因此，陶先生考察当时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着重考察的是当时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状况。陶先生在收入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师范学院教育年鉴中的《中国》一文中，曾详尽考察了当时中国“乡村生活之状况”。在考察了中国乡村生活状况之后，陶先生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对农民们真正的教育必须包括使农民理解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一切重要问题，并懂得一切影响着他们生产和生活的自然力量，以及积极努力地帮助农民，或者指导他们自助，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达到一个小康的生活水平。”陶先生的这段论述，不仅指明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内容，而且指明了中国乡村教育的目的。而这二者都是首先由当时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状况所决定的。陶先生在《新中国与新教育》一文中详尽地考察了东北失陷区的农民、工人和学生的生活之后，指出当时中国人民经济生活如此穷苦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和大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因此，必须实行大众教育，实行抗日救国的国难教育。“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以生活为课程，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程。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斗。这是大众教育的中心功课”。 其次，教育的方法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陶行知指出：“承认中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渡到工业文明，经济是极端贫穷。我们必须发现穷办法，看重穷办法，运用穷办法，以办成丰富的教育。”他在谈到“大众教育怎样办”时，曾写有下列一段文字：“依据教育部的统计，每一个小学生每年要用八元九角的教育费，民众学生每年要用一元八角钱的教育费。现在中国有二万失学成人，七千万失学儿童。这二万万七千万人当然是我们大众教育的对象。照上面的费用算起来就得要十万万元才能普及初步的大众教育。这个数目不但是大众自己办不到，就是教育部，去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筹到三百多万元的义务教育经费，对于这十万万元的教育经费也一定是筹不出来的。因此，大众教育在现阶段一定要突破金钱关，才能大规模的干出来。”要突破金钱关、就必须找出穷办法。陶先生找出如下的“穷”办法；社会即学校；即知即传；小先生制和新文字方案。 再次，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教育的组织形式。根据当时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陶先生在不同的时期，曾主张和创办了不同的教育组织形式。在陶先生教育思想发展过程的早期，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由这个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主要教育组织形式应是乡村教育。在晓庄学校被封闭（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至爆发“一?二八”战争的1932年以后，陶先生已愈益明确地认识到，导致中国经济生活万分穷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教育的最好组织形式应是工学团。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以后至全国抗日战争的初期，陶先生就组织和领导国难教育社，艰苦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