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司法认知制度之初探.docVIP

澳大利亚司法认知制度之初探 一、司法认知的概念和起源 严格来说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法院，依据其自身的知识进行裁判是有着非常多的限制的。 庭审中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当事人通过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之后提出。但是，例外的情况下，在案件审理之前法院对此类信息就早已知晓，信息不需要以这种方式而可以以更简单的方式证明，这些情况，就是所谓的“司法认知”。这是《澳大利亚证据法》对司法认知的界定。目前，我国学者对司法认知的普遍认识是：司法认知，也称审判上的认知或是审判上知悉，是指对于应当适用的法律或某一待认定的事实，法官依申请或依职权初步认定其为真实的一种诉讼证明方式。再看看澳大利亚所隶属的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司法认知通常被简单地定义为：法庭将某一事实接受为真实而无须通常意义上的证据证明。例如，1734年的《布维尔法律词典》将司法认知定义如下：“司法认知这个术语用来表述一项原则，即某知名事实的真实性无须证明即可被法庭接受。” 综上，无论是我国，整个英美法系，还是具体到澳大利亚，对司法认知的含义的界定都是较为一致的。在本文中，按照《澳大利亚证据法》司法认知的定义便是，对于法庭在此前便充分知悉的信息，法院可以不采取普通证明方式而可以采取更为简单的或者其他更适合的方式证实。 对于司法认知的原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观点认为，在中世纪的罗马法或寺院法时代就有司法认知法则了，因为法谚：“显著之事,无需证明(What is known need not proved ; Manifesta( or notoria)nonindigent probatione)。”还有观点认为，司法认知的正式来源是始于1972年，英国高等法院法官斯蒂纷（stephen，1829-1894)起草的印度证据法。该法首次在第56条和57条规定了有关司法认知的要旨和认知事项。应当承认,在制度上，司法认知适用的前提应当是证据裁判主义。作为一种证明方式，司法认知的目的在于减少争点，避免纠纷的裁判过程过于冗长延滞。也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经验法则积极掌握的充分利用。因此，其初步的适用还是应当从十六世纪确立的法定证据时代为始。后来随着人们对司法规律和认知理解程度的加深，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各国才开始将司法认知作为正式的证据规则写进了本国的诉讼制度中，现今无论哪种诉讼模式或法院体系，无论其法律有无明文规定，都承认有司法认知的存在，各国都承认法官有司法认知的能力和权力。 二、适用司法认知的情形 法院在审判之前对这方面的信息就已充分得知晓，因为它是众所周知、无可质疑(notorious and indisputable)的信息，如果坚持按照一般的方式证明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例如，12月25号是圣诞节，悉尼在新南威尔士。但是，这个范围可能扩展到一些地方性知识，这些地方性知识对于审判某一案件的法官来说是无可质疑，众所周知的。比如Sydney离Boorowa有五英里远。而且事物的普遍化的特点比特有的特点更容易为人所知晓并且无可争辩，比如艾滋病是无法治愈的绝症，孩子通常上学的年龄等等此类常识。 当一个事实以普通的证明方法证明之时非常得不方便并且成本高昂，但是法院通过咨询权威性的资料或者专家就可以迅速地将其证明，并且某个事实是当事人争辩不清楚的，那么法院基于方便和效率的考虑，可能会通过当事人来查阅这些资料，更有可能是法院直接查阅那些材料。比如毫无争议的历史或者科学事实可以通过查阅标准的教课书来查明，例如Whitlam Government 的下台时间、手腕有多少根骨头等等。 某个事实是在行政机关的掌握范围之内的，公共政策命令法院通过咨询行政部门来查阅信息，并且当事人必须受到所证实的信息的约束；例如，一个国家是否应当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政府、船只是否在从事一个官方的航行演练以防卫敌人。澳大利亚的公共政策认为，这些事实不应该在法庭中以普通的证明方式来证明。这一点在澳大利亚证据法第145条提到。 贯穿这些情形的基本线索就是，无论是基于现实的原因还是公共政策的原因，争议中所提到的事实必须是无可争辩的，只有这样法院依据其是通过询问或者其他更为简便的方式得到的信息进行裁判，才不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司法认知程序的进行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很多时候当事人需要对事实的存在或者从这些事实中所得出的推理进行辩驳，所以，法院不可以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观察事故现场，然后使用以此得来的信息来解释其他的证据。因为或许物理特征会非常的明显并且无可争辩，但是当事人有的时候需要对从这些外部事实所得出的推理进行争辩；除非这些明显的外部特征已经按照通常的证明规则予以证明，或者已经得到当事人的同意。经过当事人提出意见和争辩是上诉法院决定对一个未被证明的事实是否采取司法认知的证明方式的关键依据。并且强调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