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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建筑师首先是个哲人 中国建筑评论家史建曾为5家中国建筑设计事务所在纽约策划了一个展览。在这个专为专业机构举办的展览中，有一家却叫“业余建筑工作室”。其他建筑师都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作品，业余工作室的建筑师王澍却不慌不忙铺开一幅李公麟的山水画，对老外讲起了画中的空间布局。 　　他的讲解让外国建筑师大跌眼镜。他们开始理解，中国传统山水画不仅是在描摹景物，更是一种洞悉世界的角度，甚至展现着某种含有哲学意味的世界观。 　　从学生时代起，王澍就想把中国山水画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建筑领域，经过十几年的摸索，终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建筑思想。这种建筑思想在他49岁时获得了世界级的承认，2012年2月，他获得了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公民。 　　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在乡村快速城市化、建筑设计产业化的中国，他始终与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使他备受争议，也更让他独树一帜。 　　“很奇怪，当你真正走上一条独创的道路时，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竞争的市场。很多项目摆在面前等着你挑选。”获奖后，王澍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当一些人重新考虑要不要走我这条道路时，我已经骑着一匹快马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团烟尘。” 　　人要过有信念的生活 　　位于杭州转塘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王澍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按照传统观念，这里应该没有什么设计，因为50%的土地没有任何建筑，全部是水渠、田地、草木丛生的小山，房子仅仅是环境中的次要因素。但迈进这里，顿感青瓦白墙间流露出书院般的古雅气息。而远离一步，房屋又与环境融为一体，如天作之合。 　　象山校区工程被分成两期，分阶段完成。王澍回忆，绘制二期的图纸前，脑子里整天都像在“过电影”，各个细节变成一个个分镜头，这样过了三个月电影，他最终只用4个小时就把整幅草图一气呵成。画图时，他也没有借助任何电脑软件，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绘画方法手工作业，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自称这套工作流程是“胸有成竹法”。 　　时不时冒出一些顽念的王澍还故意在校园里造了一幅“画”。一天，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站在3号楼数米高的门洞前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么？” 　　王澍带着孩童恶作剧被发现般的惊喜答：“你发现了？” 　　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时，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只及普通大学校园造价的一半——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每栋楼里只有一小块地方设有空调，以供人们需要时使用。 　　“人要过一种有理念、有信念的生活。”王澍解释。 　　建筑界中有人认为，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和王澍的象山校区是城市建筑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两种发展方向。然而，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辞中却写道：王澍的作品已然超越了中国城市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应当面向未来”的争论，它唤起了 “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 　　对此，有一个让王澍津津乐道的故事：一位老奶奶4次来到他设计的宁波博物馆(微博)，不为看展览，只为寻找曾经的“家”的影子。 　　宁波博物馆所在地，原有30个小村子，然而随着附近一处被称为“小曼哈顿”的商业区建设，这些村落陆续都被拆毁。王澍在设计和建造宁波博物馆时，有意识地使用了许多这些老村落拆毁后收集到的旧材料，并刻意把它们呈现出来，拼砌成后来颇负盛名的“瓦爿墙”。 　　这使得对许多人来说，宁波博物馆成了一座回忆之城，倾注了王澍心目中“对时间的诗意体会”。博物馆最初建成阶段，他有时也会来到这里，看着那些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扶老携幼地前来，对着博物馆指指点点：那一块跟我家原来的墙一个样。 　　近十年来，王澍无数次感慨自己身处的这个古老国度已被拆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记忆，他不敢想象，照这个速度拆下去，未来的中国什么样？ 　　“再过10年，我们恐怕就没脸说自己生活在中国了。真正存在于生活中的实物都不在了，你凭什么说自己还在中国？”王澍说，“如果生活里真实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活着的老师就已经死光了。” 　　他并不认可那些封存在博物馆玻璃罩子里的“传统”，那些只是传统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传统一定是活着的”，他说，“而且一旦被切断就很难再承续。” 　　建筑师首先要是个哲人 　　这种对传统的向往，或许可以追溯得更久。 　　王澍的童年正好赶上文革。别的孩子都跑出去“停课闹革命”，只有他，借着母亲是图书管理员的便利，翻遍了几乎所有被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这让他比别的孩子早熟很多，并逐渐产生对同龄人的疏离感。 　　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读大二时，他就公开宣称“没人可以教我了”；大三时拒绝画商业效果图，还带着同学到教研室谈判。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有几分得意：“关于自由表达，那可是这所学校70多年历史上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