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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发展与社会发展 我国的金融机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早期的银行雏形——票号，到解放后央行体系的建立，再到商业银行的逐步融入扩大健全，最后成为了现在这种多形式金融机构的并存共进模式。我在本文中主要从我国金融机构的历史演进，以票号，央行，银行体系改革为脉络，最后介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来分析金融机构的发展。 　　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19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不小的收入，也带动了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生意的兴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假设推算，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日升昌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两。那么按一家分号230多万两，当时最少也有400家分号。因为有22家票号注册的时候，说他们的总分号有358家，还有4家没有注册。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那么最少也有400家。400家，一家230多万两，那就是8亿多两。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方面说，“南北商船，闻风裹足”；江西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徽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票号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他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的存款，就是大笔的存款，不是小额的，是大笔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以后，他的两大业务，一个汇兑业务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存款来源，甚至他贷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贵族，比如说跟他们发生关系，长期建立的这种信用关系，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在战乱中对他造成的损失很大。 ??在山西商人与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这种危机虽然已经存在，但是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相反，那时候由于汇兑官银、票号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发展空间。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10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逐渐转为汇兑巨额公款为主。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与官场有了十分密切的往来，一些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山西商人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可见，从很早以有银行雏形起，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对其产生影响，包括政府，战争对其的影响，可见，金融机构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单纯的内部战争与政府干预往往对机构造成的是消极影响，所以政府需要审时度势的对经济进行引导，同时给机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随着解放的脚步临近，中央银行的建立也变得尤为重要。我国央行体系的建立发展到目前为止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与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1948--1952年） 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家银行（1953--1978年 三、从国家银行过渡到中央银行体制（1979--1992年） 四、逐步强化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1993年至今） 今天，央行进一步强化了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更加重大的责任，中央银行在履行新的职责过程中，视野要更广，思路要更宽，立足点要更高。特别是要大力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不仅要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规范、监督与监测，还要从金融市场体系有机关联的角度，密切关注其他各类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综合、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金融宏观调控。要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研究、规划关系到我国整个金融业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重大战略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货币政策决策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金融业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仍然较重、改革与重组任务十分艰巨。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要更善于擅于准确把握影响经济金融发展全局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