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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新农民？ ——经济文化学的视野 何爱国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博士后）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解决好三农问题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解三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W.W.罗斯托在1990年重版他于1960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增长的阶段》时，意识到“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经济因素”。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也主张：要说清楚“经济”问题，就要提供一种把一切“非经济”因素包括在内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人类行为（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等，而其背后的原因（引起直接原因的原因）则是“制度”与“观念”。经济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 经济文化学家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如刘易斯细致地分析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教育、制度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缪尔达尔探讨了制度与文化（态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新经济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产权、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源泉；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包括：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认为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都会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还有很多学者从文化角度透视经济发展。经济文化学的分析为我们创新破解“三农”困局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新视野。 当前中国破解“三农”困局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培育新型农民中国有13亿多的庞大人口，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人，将近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是1.5亿人。资料表明，全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而初中的仍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其中不识字的或识字很少的占7%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研讨亚洲国家的欠发达问题，曾经系统地分析过亚洲农民的整体素质。他指出：从发展的观点看，农民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有缺陷的：工作纪律松弛，不守时，不太尊重秩序；有着许多非理性的观点和迷信观念；缺乏警戒性、适应性和雄心壮志，不太愿意进行试验或改革；存在着对权威和习俗的盲从；对深思熟虑和持之以恒的节育缺乏准备等。缪尔达尔的分析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适应中国。目前中国的社会思想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列，但中国农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传统农业——游牧文明的精神，总体上处在前现代状态。即使长期在中国城市中生活的所谓“市民”，也有大量的人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农业精神的思维和行为。而中国农业精神的思维方式，诚如姜义华教授所言，乃是情理不分，以情代理，放纵感情以取代理智的分析，用主观价值取代客观之理，甚至由此走向唯意志论，走向直觉主义与狭隘经验乃至蒙昧主义的结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个人独立、平等、理性、法治和契约的权威等理念严重缺失。 其三，农民基层文化生活比较单调，也比较匮乏，网络在农村还是奢侈品，各种文艺活动基本上停止了，除了看电视，主要是打麻将和赌牌，这使得社会风气复杂化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还基本上是空白。农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主要靠宗教来填补。农民在物质生活提升的同时，其精神生活也应该得到填补。 其四，农民的社会保障严重不健全，甚至还处在不断恶化之中。主要表现在农民的贫困化不断加深和医疗卫生保障的缺乏。首先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为1∶3.23。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的差距则约达５倍。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农民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指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8年的0.40。大约有5.8亿的农村居民（73%的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360美元。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多达1.5亿，他们主要从事非技能劳动，每天收入是1-2美元。中国患病人次由1993年的43亿人次上升至2003年的50亿人次；2003年全国未就诊23.5亿人次，相当于患病总人次比重的47%；未治疗6.3亿人次，占患病总人次比重的12.6%。1993年——2003年，全国未获得社会医疗保险人数从9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