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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文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文 “整理国故运动”是胡适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起的、以 中国 传统文化为 研究 对象的一场学术运动。它 影响 广泛、构成复杂，但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那些具有较深传统学术素养的新文化派学者。他们先后创设了一系列专门机构与团体，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整理国故”的各种实践。他们遵循“研究 问题 、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理路，主张立足于“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结合点。因此，他们既是五四新文化理性批判精神的继承者，又是秉持了西方 现代 学术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也惟其如此，他们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并非只是一场单纯学术运动，而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但长期以来，“整理国故运动”却被视为一股反动思想逆流迭遭物议，认为它背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方向。而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评价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全面探讨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的文章仍不多见[1]，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 “整理国故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于五四时期，绝非偶然，这恰恰说明了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众所周知，在狂飙突进的法国启蒙运动中，“宗教、 自然 观、 社会 、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w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p355）。而作为一场在20世纪中国发生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样高举着理性的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深刻批判，从而打破了长期盘踞在人们脑中的“偶像崇拜”，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激发了理性批判精神的高扬。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便高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2]（p393）胡适也阐明：“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3]（《新思潮的意义》，p527－528）今天看来，“整理国故运动”兴起的思想基础显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发的这种强烈理性批判意识。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论述其“疑古”思想的萌芽背景时，曾有过多次论述。 1924年，顾颉刚在读宋育仁《虞初小说》时就批注说：“我们今日所以能彻底的辨论古史，完全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这崇拜圣人的观念须到今日伦理观念改变时才可打消……我们的智力并不是比古人特别好，实在是我们所处的时势比古人特别好，所以成绩的超出古人是不应自诩的。”[4]（p101）1926年，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更详细回忆：“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这个讨论何尝是我的力量呢，原来是在现在的时势中所应有的产物！”[5]（p39－40）此后，在《古史辨》第三册、第四册、第五册序中，顾颉刚也一再重申了这种观点。到了50年代，他仍然强调：“辨伪思想，无代蔑有，特为不适宜之 时代 环境所压抑，乃若有时有、有时无耳。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不人信，生不出影响也。”[6]（p6616） 实际上，不仅是顾颉刚本人，当时也有不少论者将“古史辨派”的崛起，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后不久，陆懋德便撰文评论。他在揭示顾颉刚“疑古”思想源于崔述《考信录》的同时还指出：“崔氏书出版百余年，在社会上无甚势力，顾君书出版未数月，而学界即感其影响，此则时代之关系使然也。”[7]（《评顾颉刚古史辨》，p370）与此相似，曹养吾也说：“在这制度比较自由一些的时代里，学术比较开明一些的环境里，所以顾先生所著的书比崔先生的更有精彩，更有效力！”[7]（《辨伪学史——从过去说到最近的过去》，p411）时至1936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更是对“疑古”思想的产生原因做了详尽阐述。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思想经了这次大的革命，孔子思想学说起了根本动摇；思想的偶像既经破坏，思想的庙宇也因之崩溃；经传的尊严，古史的威信，一一的都揭去了假的面具，失掉了固有的威严；这就是疑古思想产生的原因”[8]（p211）。 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学术观念的摧陷廓清，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理性批判精神，从而奠定了“整理国故运动”蓬勃兴起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整理国故运动”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