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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的论文 “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的论文 相对于 中国 传统学术，曾经在民国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显然是一场具有“范式”（paradigm）意义的学术革命，有力推动了中国学术的 现代 转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学 研究 的基本 内容 ，而且还由此确立了研究的主要方向。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大致包含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本文即拟就此展开探讨，以求全面揭示“整理国故运动”之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积极意义。 一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贯通，重视通儒之学，但是“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1]由此可见，在民国时期的学术体系中，国学研究的分科化趋势十分明显。而究其根源，这恰恰是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巨大驱动。 诚然，正如有论者所揭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科趋势便已肇始。[2]不过，当时颇为盛行的所谓“分科设学”，主要是增添了一些经世和西学的内容。然若就中国固有学术即“国学”而言，其分科的趋势则并未完全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初，有些学者也开始对国学分科的重要性有所意识，并且逐渐将此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晚清国粹派的贡献尤其显著，马瀛便指出：“国学之分类，当以章太炎《国故论衡》为蒿矢”。[3]而刘师培在1905年所撰的《周末学术史序》中，也打破“以人为主”的传统“学案之体”，“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4]将春秋战国的各种思想学说，划分为心 理学 、伦理学、论理学、 社会 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 教育 学、理 科学 、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 法律 学、文章学16大门类，条分缕析地加以介绍与概括。1907年，他又本着“分科讲授”、“以国学为主”的宗旨，为拟办的国粹学堂，起草了《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其中设计的学科分类，包括有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 哲学 、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 音乐 学、图画学、书法学、译学、武事学等21个学科。[5]这些对国学分科的思考之于后世，无疑可谓发凡起例、筚路蓝缕。黎锦熙在30余年后即曾评价说：“返观兹篇，其分科之论，容有可商，然固‘不废江河万古流’矣。”[6] 当然，这一阶段关于国学的分科还只是刘师培等个别学者的倡议，而且由于国粹学堂的流产，这一设计也未见付诸实施。而梁启超、章太炎所分别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诸子学略说》等论著当时反响虽大，却于体例无所创新发明。因而总体来看，尽管在此期间，国学的分科已有所发端，但似乎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更未对学界产生重大 影响 。以至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1922年刊登的一则启事中仍称：“吾国学术向来缺少分科观念”。[7]不过，时至20年代前后，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 发展 ，不少学者则针对国学研究的分科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1919年3月，朱希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了《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 方法 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即倡导说：“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 历史 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 政治 、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他甚至还为此提出了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的口号。[8] 从学术界的反应来看，朱希祖这一口号逐渐成为了学者们的广泛共识。例如，吕思勉在1921年就回应说：“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指朱希祖——引者按）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9]若干年后，他又就“史学”分科指出：“因史籍堆积甚多，再图扩充，不免要使本身膨胀破裂，而割弃则又不可而起，虽未说及分科，然一人的才性和精力、目力，既不能兼容并包；而各个门类，以及每一门类中的各种材料，又都不能割爱，则势非提倡分科不可。所以史学若从章学诚的据点上，再行发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各种专门史，亦必渐次兴起”，“所以现在史学的发达，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竞出”。[10] 又如，梁启超在1920年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也表示：“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