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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的论文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的论文 诚如胡适所概述，“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1]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除了继承 中国 传统学术之外，还充分吸纳了西学的外来 影响 。 一 首先，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大多承认受到了西方学理的启发。 1917年6月，胡适在归国途中，为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撰写了前言。在前言中，他解释了该书“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他明确写道：“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 哲学 史的 研究 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2]不久后，他在1918年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也坦言：“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3] 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更是 总结 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 问题 ，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 科学 方法 的性质和功用”。同时，他还声明自己的一系列考证文章，“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 应用 ”。[4] 1936年，在为《胡适留学日记》撰写自序时，胡适也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 英文 摘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atize也。”[17]显而易见，胡适后来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正是受益于桑原的启发。 其二，胡适关于“整理国故”步骤的设计，也明显是受到了桑原的启示。桑原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提出：治中国学要取得好成绩，一面须集中力量对“一时期、一部分，乃至一事件”作“专门”的、“微细事体”的研究，同时更应“图各专门研究结果之综合概括，……使公众得理解之”。至于具体的整理工作，他则建议应替正史作“本文之校勘”、“注释之整理”，并为正史及重要参考书编纂“索引”，以利查检。而揆诸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归纳的“索引式”、“结帐式”、“专史式”等“系统整理”的三个方向，便不难看出，前者正是后者的渊源。 其三，傅斯年在组建史语所时，将语言学与 历史 学并列，也很有可能是源于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主张。曾先后任中研院总干事、院长的朱家骅，在评述傅斯年时就说：“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他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8]此外，傅氏提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则更显然是承受了德国兰克史学的遗风。 三 再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来看，他们也明显受到西方学理的巨大影响。 其一，“整理国故运动”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就阐述说：“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 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9]1921年，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更进一步将此喻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与此同时，他还预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20] 而正如伍启元在30年代所回顾，“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是它最明显的果实”。[21]的确，“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运用了历史进化的观念，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顾颉刚身上。 1919年1月12日，顾颉刚在读了胡适一篇文章后，即曾在日记中叙述说：“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22] 在1926年所撰《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更写道：“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他并且评论说：“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