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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管理学科范式转换从体系建构到问题关注 摘要：范式理论对学科建设具有巨大的阐释意义。研究发现中国体育管理学科建设过程中具有浓厚的体系取向情节。初始阶段的体育管理学以体系建设为取向，统筹了学科整体框架和内容体系。但作为致力于社会应用的学科，体育管理学科应实现学科范式的转换：以解决现实问题取代体系建构的思路，构建基于现实体育领域复杂性问题的学科框架，力争实现对社会中体育现实问题的仿真分析，同时明确以“世界体系中”和“中国本土化”的两种问题为学科的关注对象。 关键词：体育管理学科；范式转换；体系构建；问题关注 1 学科范式：研究议题提出的意义自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理论”以来，“范式”就成为很多学术共同体遵循的准则之一。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1] 。由于范式理论的巨大阐释力，很多学者用之来探索很多理论问题，学科建设就是重要领域之一。当前，基于范式理论兴起的学科范式已成为主导学科建设的规定性力量，很多学科都在积极探索独具特色的学科范式。按照学科范式的观点，体育管理学科范式可以这样认识：首先，体育管理学科范式可分解为标志性的学科理论、独特的研究对象、系统的学科体系、独立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其次，体育管理范式是知识共同体所遵循的价值追求、研究路径和学术旨趣等要素的集合。就本研究的操作性而言，笔者选择“学科体系” 为研究对象，因为学科体系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内容框架、知识模块及要素间的内在关系。毫无疑问，具有建制的中国体育管理学科已得到长足发展，这从稳定研究团队的形成、专业刊物的出版和体育管理教材和专著的出现、专科（体育服务与管理）—本科（公共事业管理文章由整理、体育产业管理等）—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体育管理、体育发展战略等方向）教育体系的形成等方面可得到验证。但对致力于应用的学科而言，我国体育管理对现实发展的贡献不足；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体育管理学也未实现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使命。作为关注现实的体育管理学，如何完成知识生产和服务现实的使命，如何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困扰学界同仁的理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针对上述问题的追问与回答，形成了对我国体育管理学科范式转换的认识：既从体系构建到问题关注。体育管理学科范式转换的研究，可推进体育管理对象的转换、研究方式的引入和研究成果应用价值的提高等，并为知识共同体提供学术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促进学科知识的产生与更新，同时对更高层次的学术影响、学术推广和人才培养等发挥重要作用。 2 体系建构：中国体育管理学科建设历程及评价 2.1 体系取向下的中国体育管理学科发展历程概观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中国体育管理学肇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留美学者金兆钧（1898—1981）以美国体育行政发展为借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以开放性、国际化的视野编辑了《体育行政》， 1935 年在上海勤奋书局出版。该书以学校体育管理为特色，初步讨论了学校体育在学校教育事业中的地位，提倡国民体育，将体育行政管理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2]。这一事件被追认为中国体育行政管理发展的源头。但是由于旧中国缺乏对《体育行政》理论的有效总结，无法推动我国体育管理的持续发展。建国后，我国加强了体育行政与管理的研究，学术界以前苏联的《体育组织》和《体育行政管理》等为依托开始了体育管理学建设的步伐。1955 年，东北师范大学鞠兴绥、原中南体育学院（现武汉体育学院）李雨三编写了《体育行政》讲义，天津体育学院马瑜教授和辽宁省体委的张旭、梁汝城等人也编纂了类似讲义。这一阶段的体育管理学都是以体育行政管理为主要内容，主要服务于国家及其延伸部门管理和学校的体育事业需要。建国后的体育管理理论研究尚处于前学科阶段，正经历着研究领域向学科建设的转变。但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从苏联引入体育理论后，体育行政就在中国体育学院的教学目录中消失。这使得我国在很长时间内，既没有体育行政也无体育管理，我国体育管理长期缺乏专门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3] 。文革乍起，百业凋零。 我国体育管理学建设从此停滞。文革以后，社会科学领域重启了文革期间中断的学科建设任务。具体到体育界，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等应用性学科被倾注了巨大精力。“早日建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体育管理学”不仅成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较关注的问题，指示有关体育院校对此进行研究；亦成为老一辈体育界专家学者的夙愿，为这一学科的恢复重建撰文立说[4-5]。时至 1984 年，我国学者编纂的《体育管理学》得以正式出版，标志着我国体育管理学在新阶段的重新建立，这也被很多学者视为我国现代体育管理学科建立的标志[6] 。这个阶段的体育管理学科初步确定了我国体育管理具有体育管理史、体育管理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