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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界对苏联文学看法的变化 一、“改革”年代重新评价苏联文学问题的提出以及各种否定它的言论出现　　苏联“改革”开始后，俄罗斯文学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被抛弃，许多人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及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点，以另一种目光来看待苏联文学。随着“回归文学”大潮的兴起，大量过去得不到发表机会的作品一下子涌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苏联文学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对它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1987年6月，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曾专门举行学术讨论会讨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迫切问题。同年10月初，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主题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苏联爱国主义与苏联文学”的研讨会也涉及对苏联文学的评价问题。此外，《文学问题》1987年第9期组织了由八位学者参加的、中心议题为“俄苏文学史研究的迫切问题”的笔谈。从参加者发表的意见中可看到，这时已有人开始贬低苏联文学的成就，但是尚未见有全盘否定的言论。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88年初，曾任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库尼岑在他的文章里历数苏联历史上的各种失误和悲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同时指出：“文学事实上对所有这一切保持沉默。没有捍卫自己成为文学的权利。”（《文学俄罗斯报》1988年2月26日）这实际上是说苏联文学没有反映生活真实，不成其为文学。与此同时，莫斯科大学教授博恰罗夫发表题为《向幻象开刀》一文，他认为在文学的全景上“聚集了许多幻象——时而无足轻重的作品使人看起来像出色的城堡，时而优秀的作品却被宣布为光幻觉”。（《文学问题》双月刊1988年第1期第77页）他在谈到文学史时提出，“已到了对它进行大修的时候了”。（同上，第41页）有的批评家开始对现有的文学史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多布联科说：“我们不只是简单地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而是需要完全另一种性质的思想；我们所需要的关于苏维埃时代历史文学过程的思想应该出自另一种基础，另一种思维类型，不妨说，出自另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是看待价值问题的宽泛的观点。”（《文学问题》1988年第8期第51页）这事实上是提出要根据戈尔巴乔夫宣扬的“新思维”改变对苏联文学的看法，从头开始构建文学史的大厦。　　为了达到贬低和否定苏联文学的目的，文学界某些人打出“重评”的旗号，向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开刀。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一方面，他们贬低高尔基的艺术成就，把他的代表作《母亲》说成艺术水平不高的平庸之作。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宣扬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说它反映了高尔基真实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全然不顾高尔基多次承认错误的事实。其次，他们对被斯大林称为“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发起了进攻。他们歪曲马雅可夫斯基某些诗篇的含义，称他为“粗暴无礼的人”和“文化的敌人”。《戏剧》杂志全文连载诗人兼散文家卡拉勃奇耶夫斯基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复活》一书，对马雅可夫斯基极尽讽刺、挖苦、嘲笑、谩骂之能事，说他“没有文化”，是“加了冕的写作狂”，认为他“没有反映和表现自己的时代”等等。（《戏剧》杂志1989年第7、8、9、10期和1990年出版的单行本）受到攻击的还有肖洛霍夫。有人重新搬出关于《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提出各种理由和假设，断定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同时充分发挥想象力，为这部巨著寻找“真正的作者”，最后找出的作者达七八人之多。直至情况已经完全查明，手稿已经找到，有的人面对事实和证据仍不罢休。苏联文学的其他著名作家，例如阿·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人，也无不遭到攻击和贬损。　　在批判和否定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的同时，有的人对“回归”的作家进行胡乱的吹捧，把一顶顶诸如“大文豪”、“经典作家”、“诗歌巨匠”、“艺术大师”之类的桂冠扣到他们头上，凡是署有他们的名字的作品都被视为“天才的杰作”而大加宣扬。有的人竭力抬高他们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提出要以他们的创作为主轴构筑文学史的框架。特别需要指出一点，在这场给作家重新定位的运动中，那些过去反对把作家的政治立场和作品的政治倾向作为衡量标准之一的人，现在却重视起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来。他们把过去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立场的作家和他们的那些具有反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一一“发掘”出来并加以肯定和赞扬。　　相当多的学者，尤其是一些资深的专家，不赞成上述种种做法，对这些做法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忧虑。然而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已经占了上风，苏联的整个历史已被某些人抹黑，对苏联文学的攻击和否定愈来愈放肆。1990年7月，被称为“恶毒的孩子”的维克多·叶罗菲耶夫抛出了《悼念苏联文学》一文，他在文章里把苏联文学分为三个部分，即“官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