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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蘩日用與道統倫理 ──論《兒女英雄傳》 胡曉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紅樓夢》以後的小說少入方家法眼，滿族作者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在清代文學史上也是勉強佔了一個邊緣的位置。孫楷第曾經稱之為「清代小說的後勁」。根據他的說法，最先注意到這部小說的是李玄伯，後來胡適也寫了專文，詳加考證批評。提倡白話文學的胡適對小說的內容思想很不滿意，認為作者的見解既不高尚，人生經驗也不深刻，所以通篇迂陋陳腐，不過是科場果報、夫榮妻貴之類的庸言俗語。不過，批判雖嚴，胡適對它的語言卻非常欣賞，說是足稱「絕好的京語教科書」，書裡的北京話「生動、漂亮、俏皮、詼諧有風趣」，甚至比《紅樓夢》還要好，好得讓胡適本人也幾乎要「輕輕地放過這書內容上的許多陋見與腐氣了。」胡適的一番品評，基本上已為《兒女英雄傳》定調，成為此書批評傳統的基礎。這部小說於是貼上了「語言漂亮但內容迂腐」的標籤，以二流作品的身份，勉強躋身於五四之後的中國文學史上。至於文革以後成為封建文化代表，頻遭學界嚴厲批判，自是不在話下。 然而《兒女英雄傳》的本質究竟為何，其實從一開始就曾出現分歧的意見。最啟人疑竇的，莫過於孫楷第描述的錢玄同。孫楷第說他的老師錢玄同非常愛好《兒女英雄傳》，曾「冒充青年」，在《京報》上推薦，而且熟讀成誦，談話間還時時徵引，把這部小說當類書來用。雖然孫楷第輕鬆地認為這顯示錢氏有「狂顛的趣味」，但作為五四以後八十年的讀者，我們不禁好奇，這樣一部被胡適批評為「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窮愁之中作的如意夢」的作品，何以竟同時是疑古大師的「愛讀書」？這只是錢玄同的嗜痂之癖？是各有所好的文學趣味問題？或者，小說本身暗藏某些玄機，伺機啟動南轅北轍的閱讀方式？難不成，這部身份尷尬的小說，或許有些我們「小不起」（按：指「不能小看」。見《兒女英雄傳》第二回）的質素？事實上，綜觀此書的批評傳統，已大致可窺見其複雜性未必能被胡適所代表的閱讀角度所牢籠。例如，最基本的歸類與描述，就成了問題。胡適把《兒女英雄傳》視作北方系統的「評話小說」的代表，與南方文人的諷刺小說相對，所以先天上不以學問思想見長。魯迅雖然也說這書有「平話習氣」，作者模擬說書口吻，展現「演說」流風，但談到類別，則列之為「俠義小說」，認為是有憾於《紅樓》所生的「別流」，「揄揚勇俠，贊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義」。孫楷第則說這部書專「述八旗宦家的生活」，而且遠師才子佳人之遺意。另外，胡適批評《兒女英雄傳》是作者虛構自己家庭的反面，以抒未遂之志，所以是「傳奇」的而非「寫實」的小說，甚至還有「冒充寫實的小說」的重大嫌疑。但後來的評者，卻也不乏贊揚此書寫實精神的高論。臺灣前輩學者侯健就慨然指出這本書寫實的程度，「至少在數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中，沒有一本能與它相比」，而且結構嚴謹，情節符合邏輯要求。大約錢玄同之後，侯健算是文康的頭號知音了。總之，同一部書，就算「評話小說」這個類別專指其敘事方法，與其他的描述不相干吧，怎麼又是俠義小說，又是家庭或人情小說？怎麼有人看來全是傳奇，他人讀去卻又寫實得緊？這些似乎彼此抵觸的閱讀，究竟是如何產生的？「三分匠人，七分主人」，反過來說，就算讀者掌握了詮釋的權力，小說本身總還有三分左右乾坤的手段。我以為《兒女英雄傳》最大的特點的確如胡適慧眼所識，就在它的語言上，其力道虛實間至，足以玩弄讀者與評者的眼光；前述種種矛盾的讀法，出處也在這裡。不過，漂亮生動只是表象，這部小說的語言真正的力量來自其強烈的論說性格，波浪式的「演說」一層緊似一層，敘事者（說書人）無時不在與讀者（聽書人）互動，試圖說服讀者入其彀中，歡喜領受小說建立的世界。而小說論說的重點，對應的是不同價值觀的對話與折衝，並經由各種形式的辯論，最終達於融合，形成永恆圓滿的人生觀。讀者是否願意接受這種互動方式，往往決定了他對這部書的定義與評價。我以為現在重讀《兒女英雄傳》，必得深入文康構築的世界，親身體會小說中說書人以及各個角色說什麼話、講怎樣道理、行何等事，才能重建其中的論辯體系。 無用閒人的入世之言 《兒女英雄傳》的創作背後，有一堅固的倫理道統作為支撐。小說開頭的「緣起首回」，藉著一段天界帝釋天尊發落人間兒女的公案，昭示了一番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大道理，故「忠孝節義」四個大字，便是小說道德精神所繫。只此一端，二十世紀以後的讀者就有些消受不起。五四精神與忠孝節義的聖賢經傳，「自然是方鑿圓枘，格格不入」，怨不得胡適覺得這部書腐氣沖天。然而這裡講的忠孝節義，不宜看死，還當試著釐清其內涵。首回的標題──「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指的當然是天尊的教訓，但也紮紮實實地點出全書的作意。「兒女英雄」與「人情天理」對等；倫理是從心所至，情真是實，本不假外求，何需繩墨。「閒評」者，春風化雨，入人者莫易於小說家言。「演說」者，以理服人，怎不費一番口舌？或以為《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