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网络传播与信徒的群体认同.docVIP

《宗教的网络传播与信徒的群体认同》 基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虚拟教会使宗教传播超越了种族土地权力等因素，为教义的传布宗教 仪式的举行以及教徒的精神交流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建构了信徒群体认同的新路径 与此同时，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又成为多种宗教相互对话的场域，以及再现不同教义的布告牌，信徒由此拥有更多解读和选择信仰的自由 虚拟教会既把个人与群体连结成一体，又使信徒的群体认同呈现出异于传统宗教的特征，信徒之间的社会网络更加复杂，并处于不断的分化聚合过程中。 宗教本质上具有聚合的功能，有向融合和根源回归的意义，在欧洲语言中religion 一词的意思是再一次联结，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整合功能，还是群体归属感，宗教揭示出了人们需求融合的根源［2］ 安德森提出民族是在民族主义的想象基础上产生的 一个民族的个体不可能认识本民族的所有成员，但他们相互联结的意向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1］73－77，想象就是实现并维持这一联结的机制，并贯穿于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始终。 对宗教组织认同而言，网络的意义在于，其空间抽离机制使宗教组织成员实现虚拟的共同在场，建构了群体认同语境; 传播的开放性为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提供话语空间，在信息时代，这是个体成为组织成员的一条新路径，使宗教群体获得了新的认同方式。 安德森在分析民族主义产生过程时提出，民族主义兴起的要素之一是印刷媒介与资本主义的 相互作用，报纸的出现意味着，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想象中 这样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概念对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非常重要［1］73－77 对宗教群体认同而言，媒介的功能之一体现为创造同时性和超地域的概念。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所言，世界性的宗教，由于跨文化跨地域的认同，使其毫无疑问的构成了前现代时期最强有力的和最重要的文化全球化形式［5］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广播电视卫星通讯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体的普及，为宗教及其组织传播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手段。电子媒介的家庭普适性日用性及其受众的广泛性，将不同地域的信徒联系起来，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广播布道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电视布道已经深入并且改变诸多信教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电子教堂成为宗教群体认同的新渠道。 继电视福音主义之后，互联网建立了虚拟教堂，并成为信徒获取宗教知识实现群体认同的重要路径。通过时空压缩与延展，互联网重塑了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公众的时空观念。 曼纽尔 卡斯特就此提出，如果将他们( 宗教、道德、权威、传统价值以及政治意识形态) 通过精神传输的习惯予以电子物资化，他们的威力将会倍增: 电子传教士与互动式基本教义派网络比起那种遥远的具有领袖魅力的面对面传输方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更有效率，更具穿透性的教化形式［6 大卫 戴克马提出虚拟神授权力的概念 他指出，电视福音主义或是电视神学是一种跨越纯粹神授权力和惯例化神授权力，这种虚拟性神学有三方面的特征: 一是缺乏神职人员与信徒的共同在场; 二是电视作为媒介所具有的非自反性特征; 三是电视超强的时空改变能力或是电视媒体的去语境化特征［7］ 网络传播形成的电子神学则不同于电视神学，即网络实现了的神职人员和信徒的虚拟的共同在场，建构了宗教活动的虚拟场景; 肉身的缺席使群体成员抽象为象征性符号，信徒通过虚拟身份进行互动交流，这显然不同于电视以单向传播为主形成的电视神学情景重现互动沟通使信徒能够通过网络建构群体认同。 网络的开放性场景的虚拟性以及信徒虚拟身份的流动性改变了神与人之间原有的神授启 示关系。 在网络传播中，上香礼拜等宗教仪式都可以经鼠标点击完成，传统宗教仪式从虔诚崇敬的活动变为符号传播行为，与神的沟通简化成触媒行为，由此建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无疑是不稳定的。 组织的离散性 梅洛维茨认为，电视通过暴露他人和组织的后区行为，消解了神秘感，这种神秘感的消失造成组织的不稳定。 认同呈现为一种多边、流动的状态。 戈夫曼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次进行表演。为了表演，就要会区分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合；后台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的场合［8］ 就宗教组织而言，其前台角色是严肃神圣的信仰共同体，职责是凝聚信徒通过各种方式共同实现与神的交流并到达神圣王国;后台角色是日常行为，包括信徒个人及其群体组织的日常生活等世俗社会的事务。 为一个追求神圣王国的信仰者的共同体，有必要保持对部内其他成员及群体后台行为，即宗教生活之外日常行为的隐秘性，以保证宗教组织及信仰的纯粹性和神圣感。 在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宗教成员宗教组织大量日常生活信息被充分暴露。譬如，一些宗教网站提供各种健康日常生活以及商务信息，并开始涉足传统包括堕胎吸毒等传统宗教的禁忌议题。此外，宗教的世俗化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