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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契、戈德曼与文学社会学（二） 字体： [大 中 小]2009-05-22文章来源：《文化与诗学》文章作者：方维规 　　　　　 （接前文《卢卡契、戈德曼与文学社会学》【一】） 　　　 二. 戈德曼：“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 晚 年卢卡契对自己的早期作品《小说理论》持批判态度，他的“反省”所涉及的当然不只是自己的早期思想。他认为，仅仅借助那些多半只是以直觉而获得的一些事物 的特性，“就形成一般综合概念体系，然后通过推论进行由普遍向个别现象分析的过渡，并以此达到我们所说的全面的观点，这就是当时的时尚。”[93]这种时尚当然不只发生在当时。步卢卡契后尘并深受其早期思想影响、然而却“更重实证或社会学倾向的戈德曼”[94]（Lucien Goldmann，1913－1970），其“发生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 génétique）的文学社会学，也完全见出这种从一般到个别、从个别到一般的“总而言之”的思维方式。[95]西尔伯曼结合卢卡契所说的“时尚”，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依然存在一种以社会学自诩的文学分析；其实，它至多只能被看做社会学方向的文学美学，却被称作文学社会学，我们以为这是很自负的。这么说很不好听，我们却可以特别用来针对戈德曼的新作《小说社会学》”[96]。西尔伯曼的这一偏激的批评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即批评那些把什么都称作文学社会学的人。其实，戈德曼原作所选的书名还是比较谨慎的：Pour une sociologie du roman（《小说的一种社会学》，1964）。 戈德曼的结构主义方向的文学社会学，其基本思想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即各种文学结构从属于更大的社会和历史结构，而整体结构本身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关联性（coherence）； 文学最能体现其对社会关联性的追求。对文学的思考属于社会精神生活，因而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思想贯串于戈德曼文学论著的始终。如果我们不赞同 必然的、绝对的文学－社会“关联性”，或至少是拒绝“一概而论”，则完全可以对戈德曼（与卢卡契同等程度的）立意颇高的文学概念提出异议。戈德曼无疑也注 重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强调精神生活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并声称辩证唯物主义是他的出发点。尽管如此，他的“一概而论”常常显示出其辩证思想的贫困。他批 评卢卡契的整体性论述以先验论为基础，可是他的整体性思想恰恰来自卢卡契，亦不乏先验论色彩。 戈德曼极为自信地指出：“我们已经通过一个接近恒定的术语，即发生结构主义（借用于让·皮亚杰[97]）定义了实证的人文科学和更为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方法。”[98]他又说：“发生结构主义（以及乔治·卢卡契的著作）代表了文学社会学中的真正转折点。所有早期的和大部分当今的文学社会学，实际上都在寻找文学作品的内容与集体意识的内容之间的各种对应关系。”[99]戈德曼是一个综合论者，博采众家之说，将不同来源的概念融入其发生结构主义模式。他借鉴了不少卢卡契的宏观分析范畴，继承并部分地修改了卢卡契历史哲学的整体性概念。[100]埃斯卡皮认为戈德曼的学说是“以乔治·卢卡契的思想为指导的文学社会学的第一个严密体系”[101]。我们在他那里不但看到了卢卡契的“整体性”、“世界观”、“形式”、“超个人主体”、“可能意识”等范畴的运用，还能看到他如何套用皮亚杰的“平衡”、“功能”、“结构与解构”、“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循环论”、“意义结构”等范畴。另外，他还阐发和借鉴了阿多诺、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罗兰·巴特、萨特等人的重要学说。不少人认为，戈德曼是卢卡契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的牺牲品；也有人说戈德曼借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方法而“淡化了卢卡契的唯心论色彩”。[102]西尔伯曼则干脆称戈德曼为“一个稀释了的卢卡契”，“了无新意。”[103] 戈 德曼自己在文学社会学专著《隐蔽的上帝》（1959）中说：“我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经验事实所带来的知识，只要还没 有被综合进一个具体的整体，那么，它依然是抽象的，肤浅的。只有综合才能使我们超越片面的、抽象的现实而发现其本质特征，并在整体上把握其内在涵义。”[104]戈 德曼竭力避免重走实证分析之文学社会学的老路，声称辩证唯物主义为其指南，这或许是他起初把自己的文学理论视为“文学的辩证社会学”的原因所在。毋庸置 疑，这一表述明显受到苏联的文学研究“独尊”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他亦称自己的文学观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后来换名“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社会 学”，似有赶时髦之嫌，然而也有其内在根据。 　　 1. “超个人主体”的“意义结构” 　　　 戈德曼具有皮亚杰学派的背景，[105]把 自己的文学观称为“发生学的”，因为它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发生场域（作品的起源），考察文学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而不是作家和艺术家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