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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 ——一个社会结构的观点 格兰诺维特 （来源：《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为》第四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这一篇文章旨在审视最近的经济学及社会学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那些比较两个学科间所作假设与提出策略之不同的文章。社会学方面的文章特别关注劳动力市场行为如何镶嵌在社会互动网络（Granovetter，1985）及受人口学因素的限制上。大多数的这类研究都采用了个体经济学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参见 Blaug，1980： 49－52），试图把分析建基在个人行为及个人动机之上。然而它们的差别在于，后者强调了社会结构的限制，也避免了新古典理论中普遍流行的功能论观点。 从社会学的角度观之，经济学中常出现过分夸大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以为个别行动者可以孤立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他人的决定与行为，以及过去的关系历史之外。这种“社会性孤立”（atomized）的经济行动在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中已发展多时。不管这种观点多么误解劳动力市场制度如何运作，在一个严格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中，个人行动如何加总变成制度，也很难被确切了解，毕竟这个“加总”是透过社会网进行的。在“社会性孤立”的观点里，因为难以提出制度如何形成的合理解释，于是有一种强烈的意图视“文化”为关税两者的机制，或采用一种古典功能论的观点，以为制度都是因适应当时情境而生。当功能论的假设被辩护时——通常没人这样做——总是说，没效率的制度迟早会被市场淘汰，能残留下来的一定是“自然选择”的成果。虽然“物竞天择”的机制总被解释得模糊不清，常有的说法却是，次佳规划总是短命的，因为它们给那些能发展出更佳规划的人提供了有利的交易或利润之机会。这种法官仲裁式的论调推到了极致，主要建基于一些有关信息、生产力与动机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只有在社会结构不存在时——也就是，在“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身上，才显得真实。 比较经济学及社会学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研究，第二项主要差异在于，经济学一般忽略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交互作用。当我们在与别人的互动中寻求经济目的时，常常也混杂着追求社会交往性、认可、社会地位以及权力等等。虽然这一类的动机自亚当·斯密以降，即不为经济学所考虑（Hirshman，1977），但不能说这类追求是不理性的。虽然较经济学家为多的社会学家喜欢研究非理性行为，对理性行为的研究仍然是社会学工作的中心（Blau，1964；Heath，1976；Homans，1974；Tily，1978；Weber，1968）。去建构一些只包含经济动机的解释模型，看看这个观点的解释极限有多远——并且探一探在利他的托词下有多少自利的成分，是一件在智识冒险上极有趣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的新古典理论却超过了这点，坚持没有其他的动机可以“显著地”影响经济领域。一种既不精确也无法否证的主张会被提出来为这种坚持辩护，那就是，非经济动机是“随机分布”在研究对象上的，而且可以假设，在总体研究里，它们的影响能够互相“抵消”掉。 下面，我将显示这种学科上的差异如何影响对经济行动与制度的阐释与解释。 二、改变中的经济学对劳动力流动之评价 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流动（labor mobility）的评价是比较肯定的。劳动力流动使劳工从低阶工作移往高阶工作；因此，亚当·斯密谴责任何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合法制度（Smith，1776；1976：卷1第十章）。但是在20世纪初，当制度经济学家面对转业成本问题时，评价改变了，并且“转业”（turnover）这个字变得十分时髦。“流动”与“转业”在字面定义上略有不同，一个是以个人，一个是以公司为分析单位，然而其深层意涵却有了更大的分歧。“转业”几乎和“问题”连在了一块，在斯利特（Sumner Slichter）1920年的文章《劳工转业问题的范围与本质》之中就是如此。布莱森登与法兰科（Paul Brissenden and Emil Frankel， 1922：46）则进一步指出，依据他们的调查，54％－86％的变换工作纯属无谓。 当划时代的SSRC的一卷《劳力流动与经济机会》（Lab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Bakke，1954）出版时，钟摆又摆了回来。这标题绝不会是“转业与经济机会”，因为大半内容是对流动的赞颂。这“劳工的自由流动”，贝凯（Bakke）评论道，“大体而论，带来了弹性，也因此使数百万计的劳工以及各式各样的工作得以对上头路，更带来了企业、创造力、激励。发明。自我发展以及技能取得的潜能，这些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贡献良多”（Bakke et al，1954：3）。在 1954年，劳动力流动甚至惹上了冷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