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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人亲属制度的结构与婚姻家庭悖论的终结 作者：蔡 华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她的思维工具，又是她的 思想囚笼。 倘若说人是组成社会的分子，那么由亲属关系连接起 来的人群便构成了社会的细胞。但是这个细胞是什么 呢？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家庭吗？什么是家庭？它是怎 样产生的？近两个世纪以来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为求证 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对全球不同民族的亲属关系模式 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和分析，提出种种假说，付出 了移山心力。 L.H. 摩尔根从一八五O年代末期起，开始关注亲属关系问 题。对他当时可能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从 对那个时代所称的“原始民族”的观察中，人们意识 到各种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怎样从这些文化差 异中去思考人类文化现象的统一性呢？十九世纪，作 为重要思想潮流的生物进化论提供了一种思维框架。 在它的影响下，当时的研究普遍倾向将共时中观察到 的差异纳入纵时的统一中。摩尔根的著述典型地反映 了这种思维定势。他以亲属关系的组成方式区分社会 ，认为“原始社会”的组织以亲属关系为本。与此相 对，以西人社会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却以政治关系为基 础。由此提出一套人类社会单线进化的假说。他认定 西方的亲属制度代表着最高最复杂的发展阶段。其他 1 民族的不同制度则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皆曾经历过 的，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特征。因此这些现象的性质 完全对立的。 至二十世纪三, 四十年代，持这种立场的人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扭曲 观察结果，牵强附会，以使事实屈从于理论假说。杜 撰出诸如所谓人类蒙昧时代的“原始杂交”、“群婚 ”等概念；排列出一套人类自其源头至今各个历程的 图画。随着民族志材料的不断丰富，这种假说越来越 难以为继。虽然；摩氏的理论在新材料的支持下被坚 持严格实证科学原则的学界所抛弃，但是人们却在亲 属制度是认识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考察对象这一点上 获得共识，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摩氏是当 然的开山鼻祖。 进入二十世纪中叶，民族学田野考察者的足迹覆盖 了地球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已知的各个民族中，不论 技术和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婚姻和家庭现象都普遍存 在。例如印度洋的安达曼人、南美最南角的弗莱基人 、巴西中部的南比夸人、南非的布须曼人，当时都 半游牧的小群体，几乎无政治组织可言，不知纺织和 陶冶，无固定居所。然而在他们那里唯一堪称社会结 构的便是家庭。观察者毫不费力就可识别婚姻的存在 。并且往往是单偶制。除此之外，各种民族志都肯定 地报告在被观察过的每个民族中，总有一部分亲属， 在他们之间，性关系是被禁止的。最后，另一个被测 定的普泛现象是两性的劳动分工。 C. 列维- 斯特劳思以上述基本事实为依据，从当时占有的材料 中检测到与上述四类现象有关的各种因素在逻辑上可 2 能成立的几乎全部排列组合。从而肯定了单偶婚、核 心家庭、近亲性禁忌和两性劳动分工是人类行为中的 四个常数。1 在审查前人的失误之后，他另辟蹊径，力图从共时并 存的差异中去探究共时现象中的普遍性。多偶制和多 偶家庭的存在，关于近亲性禁忌，有的民族禁这一部 分，有的禁那一部分，两性间的劳动分工也因社会而 异，就证明这四个普泛现象并非出自人类自然属性的 要求，均系文化现象。于是他提出的问题是：既然核 心家庭并非自然规律所致，那怎么解释几乎全部社会 中她都无所不在呢？ 从近亲性禁忌入手，列氏把这类在动物行为中也存 在的现象视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化状态的连接 体。他赞同并引用一个半世纪前泰勒的名言：“要么 与外人婚，要么遭外人杀。”在他看来，倘存在着其 成员自相交配的生物家庭，那么她将是一个封闭的集 团，随时为无知、惶恐和仇恨所苦。 他通过这些常数的否定含义的对立面对这些常数进 行剖析。将近亲性禁忌颠倒过来，便是规定谁有与谁 结婚的权利。同理，某一个性别的成员被指派某些劳 作，无疑这类劳作对另一性别便是禁止的。家庭亦然 。不论何处何时，家庭的存在本身都引起近亲性禁忌 ，使部分人之间的结合成为不可能，或至少是可斥责 的。 为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必须说明什么是家庭。在 考察家庭时，列氏明确指出，他的定义不是从各类不 同社会中收集的资料出发以归纳的方式作出，也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