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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及对策 　　一、1980年前的生育政策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代际关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代际关系是就宏观社会而言的,是指因地缘、业缘和其他关系产生的 　　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往关系,而狭义的代际关系是就家庭内部而言的,指家庭内的因血缘和姻缘产生的交往关系[1]。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晚年的压卷之作《文化与承诺》(又译为《代沟》)中,将人类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后象征文化”是老年人的文化,也是早些年中国的传统模式即年轻人向老辈人学习,生活的经验教训都来自老辈人,周而复始的经历人生;“互象征文化”是同辈人之间互相学习,互相进步的行为模式;“前象征文化”是年轻人的文化,在这个以自动化为基调的新时代,技能知识掌握在年轻人手中,他们代替老一辈的人成为科技时代的领跑者。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就是米德笔下的“后象征文化”,代际关系保持着老人的绝对权威。从新中国成立到八十年代我国始终坚持“早婚、早育、多生”的生育政策。根据曾毅划分的人口生育阶段,列出这五个阶段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年均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见表1。 　　第一阶段(1952～1957年)为高出生率阶段[3],我国忽视自有国情,完全效仿苏联模式鼓励人口增长,严禁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实施;第二阶段(1958～1961年)为低生育率阶段,由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苏联断绝了对中国的支援,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勒紧腰带节衣缩食,继而放弃了效仿苏联模式;第三阶段(1962～1970年)出现了生育高峰,是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补偿;第四阶段(1971～1979年)从国情出发,认识到人口的过快增长,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政策扶持下,开始控制人口数量,降低生育率;第五阶段(1980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控制人口数量稳中缓慢增长,使出生率在低水平上波动。 　　通过国家政策的扶持,新中国成立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人口迅速增加。从1949年的5.4亿增至1957年的6.4亿多,仅仅八年间增长了1亿多人口。中国传统的家庭通常是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老人认为儿孙满堂是衡量家庭规模大小和幸福的标准。生育是一种生物现象,有其生物的生理的自然基础,然而归根到底它是人类特有的社会行为,是人类繁衍后代一系列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4]。生育文化就是在家庭中、在特定的人口生产关系下,围绕人口的生育行为所形成的文化。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生育文化包括择偶文化、婚姻文化、性文化、抚育文化等等,组成生育文化的各个因素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从而使生育文化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强有力的因素[5]。传统生育文化是以早婚、早育、多生、生男作为生育价值体系。坚持传统的生育观念是对祖辈的尊重,表现为几个方面。生育目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性别选择:重男轻女,女儿不是传后人;生育数量:期望多子多福,早生贵子;子女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只有男子才有继承权;夫妇居住形式:妇从夫居;赡养义务:只有儿子赡养父母;家庭居住:世代同住一个屋檐下;代际关系:老人是家庭的主心骨,以血缘为纽带,子代赡养老人。 　　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十分重视亲子关系,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社会学家将这样的亲代关系称为双向反馈模式。除三年自然灾害,新中国成立到八十年代初,我国的生育率普遍很高。父母生养的子女很多,人口学家将妇女生养一个孩子所需要的时间定为24个月,那么妇女一生将生育6-7个孩子,从生于第一个孩子到最后一个孩子结婚成家将需要40年的时间,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在60岁左右,等完成培育子女的任务后,他们也将离开人世。所以年长的老人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娶妻生子,延续自家的香火。 　　在农村,人们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指的是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女儿结婚后在丈夫家居住,老人将这一习俗称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与老人同住的是儿子,只有在儿子娶的妻子生育儿子后才大摆喜筵。所以老人们一生的劳动收入几乎都用来为儿子盖房娶妻,当他们年老无生活来源的时候,儿子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保障。宁与贫困的儿子一起居住,也不在宽裕的女儿家里生活。在家庭里父亲是权利的象征,掌握着家庭的财力,在儿子小的时候父亲有传授生产技术的责任。对父亲的教训要言听计从,如果不从,会被称之大逆不道。母亲生育儿子越早,生养的数量越多,家庭从事劳作的人越多,会为家庭积累更多的财富,所以生养孩子会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当父母年老后寄希望于儿子,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与赡养父母成为对等条件。儿子有无继承财产的权利往往以他们妻子能否生育男孩为前提,如果家中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媳没有生育男孩,那么老人将剥夺这个儿子继承财产的权利,这样的事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