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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汉籍与中国史研究 孙卫国 《 光明日报 》（ 2014年04月16日 14 版） 东亚各国部分汉籍 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在复旦大学葛兆光和南京大学张伯伟等先生的倡导下，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热潮，这就是葛先生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与张先生所提倡的“异域之眼”。葛先生重史学，张先生重文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的视角由西方转向东亚，研究资料则是域外汉籍，研究对象依然还是中国本身。这是新世纪的新学术取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 东亚汉籍之价值与研究之必要 东亚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这是因为它有着自身完全不同的特点。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时期，几乎同时在印度、西方和中国出现了精神的自觉，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问题，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或与之保持差距，或与之有所接触，并被拖入其历史过程。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就先后被拖入了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明之中。也正因如此，东亚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象，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佛教和法律系统，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汉字则是最为基础的“支柱”，正因为有了汉字，流传下来丰富的汉籍，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财富。亚斯贝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当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学术与历史走向时，尤其是在西方理论和话语冲击之下，我们越来越迷失的时候，放眼东亚，发现有如此丰富的域外汉籍，几乎还处于我们主流学术关怀之外，这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失误，也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有所局限，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不仅可以带来新的丰富资料，开阔研究视野，矫正我们认识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可以将中国学术引向一个新的时代。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张伯伟先生在《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都提到过，传统的中国是完全“在中国发现历史”，天朝上国的傲慢使得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周边的历史，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也缺乏一种参照对象，因而不乏片面与偏见。20世纪初所建立的现代学术，则完全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下建立的，西方的理论既是我们学术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结论的评判标准，尽管它有很大的贡献，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迷失自我的学术。有着共同历史背景的东亚，有着相似的文化观念，历史中彼此共存，文献中记载着彼此，留存下来丰富的汉籍，把东亚汉籍作为研究的新视角，不仅可以拨开“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迷雾，也可以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从而将中国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东亚汉籍与明清史研究 最近十余年来，笔者一直关注明清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关系问题，不妨以此为例略作说明。明代发生了一场持续七年的战争——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从1592年到1599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是近世东亚所发生的第一场涉及三国的战争，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东亚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有人说正是因为明朝在这场战争中伤筋动骨，因此战争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就灭亡了，建州女真乘着这个间隙逐渐强大起来，最终取代明朝，成为入主中原的新王朝。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研究非常少，除了台湾学者李光涛编过《壬辰倭乱史料》和《万历二十三年明朝册封日本考》等资料性的著作外，其他真正全面系统的学术论著几乎没有。但是在韩国和日本则有非常深入系统的研究，韩国研究成果甚多，1967年就出版了李炯锡三卷本《壬辰战乱史》，全书2000多页，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亲自题写书名，此后专题研究非常之多，论著不胜枚举。日本研究的著作也十分丰富，以北岛万次、三鬼清一郎、贯井正之等一批学者为代表，出版了系列论著。即便在西方学界，也不时能见到有关这场战争的论著出版。但在我们这边，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著作至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最近终于有了答案。事实上，从明朝开始，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与记载就存在问题，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至今仍模糊不清。 首先，明朝史家从来都是把它看成是与万历年间平定宁夏哱拜之役、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役相提并论的“万历三大征”之一，即如茅瑞徵的《万历三大征考》。这就是“从中国历史出发”，而不是具有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去记录这场战争的历史。当时官修的《明神宗实录》对这场战争的记载一鳞半爪，因为作为天朝上国的实录，记录本朝皇帝起居、本朝政事、制度沿革、官员任免等内容才是最为关键的。即便记载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事情况，也是因为涉及将领的任免与奖赏，才给予一定的关注，而对于整个战争的历程，并不重视，史料挂一漏万，粗疏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