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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学导读 2011.12 合肥 内容简介 清代文学是前朝各种文体的总汇，呈现出集大成的景象。一方面元明以来新兴的小说、戏剧入清依然蓬勃，另一方面元明以来呈现弱势的诗、词、骈文入清又重新振兴起来。 （一）诗歌。唐已定型，宋作补充，元、明步趋其后，缺少创新，明清鼎革之际，诗歌创作转向伤时忧世，遗民诗人之呼号、悲愤、黍离之悲、沧桑之感，缘事而发，较之明代，诗人更关注国运民生。如屈大均推尊屈原，顾炎武继承杜甫，吴伟业开创歌行体，创作《圆圆曲》、《鸳湖曲》叙事诗的新境界。王士祯追踪六朝以来的冲和谈远的神韵，将中国诗推崇含蓄蕴藉的特征推向极致。乾隆时代，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调说”，翁方纲倡导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与之相反，袁枚高扬“性灵论”大旗，对理学家矫性、道貌者的虚假加以讽刺挖苦，在《清说》一文中提出“好货女色，人之欲也。”他继承了公安派的理论。另外，赵翼、黄景仁也重视诗中有“我”，重视诗歌的艺术独创性。 （二）词。在元明两代一度衰落，然后复兴。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满族大词人纳兰性德；张惠言为盟主的常州词派。 （三）散文、骈文。清初散文，一方面存晚明小品文遗风，张岱有些文作于清。金圣叹、李渔等在理论上恢复唐宋古文传统，但创作上愈加偏狭。成就高者，侯方域、魏禧、汪琬。 桐城派出现才真正建立了清代正统“古文”的阵营。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槐、姚鼐。方刘讲究义理、文法，姚加之考据，个别而言，在文章作法上有可取之处，但总体上，其是对明末离经叛道和文体解放的散文的反驳。它比“唐宋派更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和程式化的文体。它的影响一直到民国。” 骈文经唐宋两次古文运动打击，一蹶不振，其以对仗排偶、隶事征典、词藻华丽为特征，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美文。至清，其渐受重视，乾嘉时期大盛，形成与桐城派对抗之势，作者有很多著名学者文人才士。如阮元、洪亮吉、汪中（《哀盐船文》）其要求恢复文章艺术美，以之有意排斥桐城派迂腐固执的思想见解。其兴起与文化学术思潮的复古倾向汉学兴盛有关。这种古雅的文体对作者与读者在学识和文学素养都有很高要求。 （四）戏曲。戏曲在清更加活跃。原本不重之的正统文人、文学名士，因遭国变，落魄失意，亦以戏曲抒写亡国之痛。如吴伟业、王夫之、尤侗等，其作传奇、杂剧、大都取材历史，随意虚构，乃至幻化，以寄己之感，故加重戏曲之案头化倾向。至李玉，增其社会历史意识，另一方面，一些作者追明亡前夕吴炳、阮大铖风情喜剧路子，注重戏剧性，多用巧合，误会制造生动情节，如李渔（《风筝误》）。理论上提高戏曲地位的是金圣叹“六才子书”（《西厢记》、《水浒传》、《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的定位及其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演习部”中的理论总结和阐扬。 戏曲创作的社会历史意识的增强与戏剧性的注重二者的结合，便涌现出戏曲的高峰——《长生殿》、《桃花扇》两部戏曲杰作的诞生。 （五）小说。短篇小说：晚明异常活跃的白话短篇小说至清初开始衰退。只有李渔有些创作。文言短篇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最，其赋予女性以狐仙鬼怪之类非人世身份，使之与现实矛盾构成一定距离，成了诗意化、幻想性存在，其中现实的女性往往是贤惠温良合于传统道德的。清中期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为代表，反对《聊》的虚构，而以平实笔记体为正宗，向古雅的传统靠近。 长篇小说：始终很旺盛，一是英雄传奇小说，如陈忱的《水浒后传》，唤出英雄进行抗金保宋的战斗，以寄托清初遗民的心迹，也给小说增添了抒情性质。一是顺着《金瓶梅》世情之路，在醒世的旗号下展示最世俗的人生图画，如《醒世姻缘传》；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拓展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从而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高峰。 吴伟业《圆圆曲》 　 吴伟业擅长七言歌行体，这首《圆圆曲》被认为是其最优秀的代表作。其主要是作为一首爱情诗来写的，诗中对于吴三桂措辞隐约闪烁，似乎带有婉曲的嘲讽，却又带有颇多的同情。“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些诗句写出了吴三桂的悲剧性处境：他不能忍受所爱之人被人强占的耻辱，作出与李自成为敌的决定，而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的毁灭。在这首诗中，作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吴三桂作全面的评价，但他确实指出，人处在历史造成的困 境中时，无法作出两全的选择，他不能不承担悲剧的命运。这里面包含了诗人自身的人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