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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监听手段正当化研究 宋英辉郑好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监听、秘密拍照或录像等特殊技术侦查措 施的制度建构。作为一种与公民宪法权利和个人隐私密切相关的侦查手段，法律关于监听的设计 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刑事诉讼中我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配置的平衡、能否实现打 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从世界各国立法及实践来看，对监听进行明确立法和规范、不仅 有利于提高国家预防、打击犯罪的能力，同时还有助于明确刑事诉讼中我国国家公权力和公民个 人权利之间的界限、防止对公民宪法权利和个人隐私的任意侵犯、缓减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 的张力。监听的立法建构涉及到诉讼理念、价值选择、司法资源等多方面的内容，鉴于理论性研 究，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本文着重于我国监听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建构我国监听制度的具体立法构想。 一、我国监听立法与实务现状 我国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对监听没有明确规定，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以下称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 (以下称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经过严格 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根据有关解释，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所规定的“技术侦察”， 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 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①上述规定尽管 可以理解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可采取监听手段，但由于法律上缺乏操作程序 的规定，可以说，我国有关监听的立法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监听主要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以及贪污贿赂案 件，②在程序上实行内部审批程序。由于立法缺乏对监听条件、程序、证据运用、监督救济的明确规 定，监听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1)条件不一。由于缺乏监听适用条件的明 确规定，造成在实践中适用监听的条件不一致，有些地方即使不严重的犯罪也适用监听，甚至发生 不当侵害公民个人隐私、通信自由的事件；有的地方对于严重犯罪也无法采用监听措施，严重影响 了对犯罪的控制。(2)实施程序不规范，缺乏制约。由于缺乏实施监听的具体程序规定，也没有有 ①参见朗胜、王尚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朗胜主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警察法)实用问题解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另，技术侦查措施不仅有秘密采用的，也有 公开采用的，因此，将“技术侦查”限定为“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有失妥当。具体分析参见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 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注[1]。 ②根据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 知》，在一些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中，经过审批程序，检察机关可在公安机关协助下使用技侦手段。 ．．．——379．．．——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效制约机制，侦查人员在实施监听时有太多随意性，难以避免监听的滥用。(3)检察机关没有适 用监听的权力。检察机关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在证据收集方面存在更多困难，但检察机关没有适 用监听的权力，需要监听时，必须由公安机关协助。由于公安机关受到大量案件的压力，在人力和 物力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时往往难以有效地予以协助，不利于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4)监 听获得材料的证据资格不明确。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监听所得材料的证据能力，在实务中通 常需要将监听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供述或其他言词证据，有时难以有效发挥监听资料对犯罪的 证明作用。①(5)没有有关监听材料的固定、保存、处理等规定。(6)没有救济程序。当事人对监 听有疑义，或者监听侵犯当事人权益，如何进行救济，没有程序规定。 从我国犯罪情势来看，随着电子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使一些传统犯罪变得 更加隐蔽，还出现了一些智能型、隐蔽型、组织化、国际化的新型犯罪。传统的犯罪侦查手段对这 类案件很难奏效，而这类犯罪本身对电子通讯技术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