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公约》其教育原则.docVIP

《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教育原則 趙榮台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系 前言 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包括了遺傳樣性(genetic diversity)、物種樣性(species diversity)和生態系多樣性(ecosystem diversity)。雖然聯合國環境署在1993年估計糧食、纖維、景觀植物和生物原料大約佔了全球經濟的二分之一，可是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估計，全球的熱帶雨林自1960年到1990年間消失了1/5，而聯合國農糧組織(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指出全世界75%左右的作物品系已經滅絕，每年大約消失50,000個品系。連基本生存所繫的糧食作物和其他生物資源都加速滅絕，人類還有安全可言嗎？人類如果把地球上可再生的資源都消耗殆盡，那麼還談什麼「永續」、說什麼「開發」呢？因此，唯有從基本面－－也就是採用一套完整的做法來保障生物多樣性－－才能解決生物資源耗竭的威脅，並求取人類能在地球豐盛的生命世界裡五世其昌。 早在1970年代，生物學家已經向決策者和一般大眾發出生物多樣性消失的警訊。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mnent)中，已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列為重點。翌年的聯合國環境署指導委員會(UNEP’s Governing Council)第一屆會議也把“自然、野生動物和遺傳資源的保育”列為重點。而1970年代紛紛成立的《關於水禽棲所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簡稱溼地公約(the Ramsar or Wetlands Convention) 1971年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簡稱世界遺產公約(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1972年通過)、《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e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簡稱華盛頓公約(CITES)，1973年通過)和《野生動物遷移物種保育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簡稱遷移物種公約(Migratory Species Convention), 1979年通過)等保育公約亦均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有關。 由於國際性、區域性的保育公約先後出籠，許多國際的專家開始提出了締訂有關全球生物多樣性國際公約的構想。根據世界保育聯盟(IUCN)在1984年到1987年間的大會建議，該組織從1984到1989年陸續準備了一些日後被納入《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草案。世界保育聯盟的環境法委員會(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Law)和環境法律中心(Environmental Law Center)在IUCN/WWF的植物顧問群(Plant Advisory Group)協助下，草擬了全球為保育基因(gene)、物種(species)、生態系(ecosystem)層次的生物多樣性所需付諸的行動，草案特別著重保護區內外的就地保育(in situ conservation)。當時大家也注意到財務機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沒有財源自然不能解除北國(the North，已開發國家)和南國(the South，開發中國家)間保育負擔的不平等。 一直到了1987年，聯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意識到經過多年的努力，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不但沒有減緩，而且每況愈下，保育生物多樣性的行動迫在眉睫，乃成立了特設工作組(ad hoc working group)來調查是否有必要以及有沒有可能形成一個大公約(umbrella convention)，涵蓋當時及未來所有的環境及保育公約。該小組在1988年的第一次會議所做的結論是既有各公約只提到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特定問題，並不能充分滿足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全面需求。當時已簽訂的公約，只涵蓋了一些國際重要的自然地點(世界遺產公約)、瀕絕物種的貿易威脅(華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