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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请示？ ----对法院案件请示制度的法律经济学思考 一、背景与理论前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独创性的司法经验，比如被称为“东方经验”的马锡武审判方式，还有案件请示制度。但是案件请示制度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可悲的是它并没有合法的“出生背景”，因为还没有它存在的法律依据。因此，案件请示制度只能作为一个“黑户”在法院系统内生存下来。但是与外界对案件请示制度口诛笔伐、恨之入骨不同，这项制度却是法院的“宠儿”，“万千宠爱在一身”，受到持久的热烈欢迎。如果不是最近一位人大代表提出废除案件请示制度，把这项制度推向“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或许它还将继续缠绵在法院系统内部的“安乐窝”里，“乐不思蜀”呢。 为何法院偏爱案件请示制度这位“黑户”？传统法学研究已经进行了分析。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我们转换研究范式和看问题的视角，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或许更能揭示案件请示制度长期存续的原因和改革之艰难，从而“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此，需要简要介绍法律经济学及其相关理论。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门科学，当前已经是美国法学和经济学领域一门“显学”。该学科80年代末开始传播到中国，逐步受到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认同和重视，现在已经成为研究热点。所谓法律经济学，简言之，就是用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研究法律制度的一门科学。因此，法律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边缘性的学问。 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是追去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经济人”的假设被引入到了所有个人选择领域，“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但是，作为法官，是不是也符合“经济人”假设呢？传统法学理论认为，法官是超然、独立的个体，是公正的代言人，不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普通人。这种理论把法官加以“神化”，把他们看成“圣人”，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实际上，法官也是普通的人，具有普通人的偏好和喜怒哀乐，因此也符合“经济人”假设。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认为，无论在哪个领域，我们对人的假定应当保持一致。 在下文中，笔者将尝试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以及其他一些法律经济学理论和术语对法院案件请示制度进行分析，并求教于大方之家。 二、为什么法院偏爱案件请示？ 司法实践中，法院遇到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时，习惯于向上级法院请示、报告，以期望获得上级法院有关此案的处理、法律适用的回复、指示。因此，下级法院需要进行案件请示的案件，一般是比较疑难复杂、争议较大、敏感或其他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案件。对此类案件行使审判权，法官个人面临较大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当事人上诉、上访、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改判、领导或者相关部门干预甚至当事人的威胁。这些案件一旦处理不好，直接影响法官个人的绩效考核水平、声誉、职务升迁等切身利益。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讲，行使对此类案件的审判权法官面临高风险、高成本。为简单化、类型化行使审判权的成本，将成本分为管理成本、错误成本、伦理成本三类。管理成本是审理案件需要耗费的人力、财力、时间等支出。错误成本是指案件裁判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伦理成本是精神方面的损害，具体指法官面临的精神痛苦、心理压力等。 显然，对需要请示的案件，管理成本、错误成本、伦理成本都很高，远远大于行使审判权给法官个人带来的收益（工资、案件处理得当可能获得的表彰、晋升、个人满足等）。一个“趋利避害”的理性法官，也具有风险规避的偏好，显然不愿持有较高风险、较大成本的审判权，来获取较小的、不确定的利益回报。于是，对此类案件，法官要降低风险，有两个选择，一是不受理此案，即放弃审判权；一是通过内部途径向上级法院请示。但是第一种处理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比较可行的方式就只能是通过案件请示，以获得上级法院有关此案的处理意见。从法律经济角度讲，可以理解为下级法院让渡部分审判权给上级法院。通过让渡审判权，下级法院错误成本、伦理成本大大降低，虽然管理成本可能增加，但是从整体上讲，下级法院面临的风险和成本都大大降低。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下级法院对请示制度热爱的原因。 从上级法院角度讲，受让了下级法院高风险、高成本的审判权，是否意味着自身也面临较大的风险和成本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也可以从上级法院的成本--收益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尽管对案件做出批复、指示，但是裁判结果是以下级法院名义做出的，当事人一般不会知道是上级法院的处理意见。即使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也只能怪罪下级法院不公正，而不可能把矛头对准上级法院。另外，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请示的案件，一般不会面临地方部门的干预和压力。因此，伦理成本和错误成本都很小。另一方面，按照我国司法体制，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有监督权。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是需要投入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