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到清通过法典看社会的连续性与变革.doc

从明到清：通过法典看社会的连续性与变革?　　　　　　 ——谨以此文向琼斯C. 威廉教授致谢/ShowTopic.aspx?topicid=8006Page=1Copyright (c) 1996 Washington University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Fall, 199674 Wash. U. L. Q. 561A TRIBUTE TO PROFESSOR WILLIAM C. JONES: FROM MING TO QING: SOCIAL CONTINUITY ADN CHANGES AS SEEN IN THE LAW CODES　　从明到清：通过法典看社会的连续性与变革?　　　　　　 ——谨以此文向琼斯C. 威廉教授致谢　 一、一个背景性的交代　 1990年，作者协助琼斯教授翻译《大清律》（the Great Qing Code），其后琼斯教授在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方面给予作者极大的鼓舞，这使得作者能够完成解释和翻译《大明律》（the Great Ming Code）的博士论文研究计划。作者总结了琼斯教授对帝制中国（Imperial China）法律研究的两个重要贡献：首先，琼斯教授是最早注意到西方的基本概念常常不适于分析中国法律的当代学者之一。他主张，研究者在研究中国法律时必须考虑中国人自己的观点。其次，他一贯强调法典在理解帝制中国法律方面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典不会给史学家提供一幅法律文化的全景，其他资料（如司法审判和习惯的行为）也有助于评价法律的实际运作。但是，在中国这样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度里，法典始终被视作这种法律体系的核心要素。因此，作者认为琼斯教授对《大清律》的翻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不仅体现在这部法典经常被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引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展现了《大清律》已被广泛的应用于解决日常的法律问题。统治阶级将法典视作想象的社会秩序的体现和所设想的社会结构的蓝图，所以帝制时期的法典成为研究当时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及法律史的丰富的原始资料。受琼斯教授的启发，作者写了这篇短小的评论，并把此文献给琼斯教授以表谢意。作者力图通过分析1397年的《大明律》和1740年的《大清律》来研究从明代到清代的社会变迁。研究表明，为了扩展疆域的便利，清朝法典实际上大量复制了明朝法典的相应部分，但是同时也反映出了满清中国独特的社会特点。这一结论也再一次证明和强调了法典作为第一手资料在研究帝制中国法律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二、通过两部法典看社会的连续性　 作者指出，作为国家永久的权威性的法律，明、清两代的法典都是审慎的立法过程的产物。《大明律》的最初蓝本于1367年公布，在1368至1397年间经过数次修订，于1397年正式颁定，共有7篇，30卷，460条。与之类似，《大清律》于1647年初次颁定之后也作了数次的修改，最后的版本于1740年颁定，共有7篇，30卷，436条及1042条条例。通过比照，很容易发现两部法典之间的连续性：首先，《大清律》完全沿用了《大明律》7篇，30卷的名称而未加任何改动；其次，《大清律》中法条的变动是对《大明律》的条款进行了合并、分立和删减处理的结果，而在整个《大清律》中，仅有一条是新制定的；再次，《大清律》中的官方注释也大多来源于明代的注释。作者认为，法典之间的连续性反映了清朝和明朝具有类似的社会结构、政府机构和文化价值观念，早在满族人征服中原的时候，他们建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采用明代法典并使其同清代制度相融合。　 历史学家长期思索这一问题，即清朝为何大规模的承继明朝的文化特点，包括法典。一种观点认为，这出于征服的实际需要；而另一种观点则将这种连续性归因于在征服前后所采取的一种系统汉化的政策（a policy of systematic sinicization）。作者则认为，无论依据哪种观点都会发现，在清朝，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得到了极大的保持和发扬。尽管《大明律》的制定和实施是明初为恢复和重建汉人王朝而反对非汉人的“野蛮”政权所作的一种努力，但清朝统治阶级通过强调一种儒家的普遍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一种民族的使命的方式对明律加以大规模的利用。因而，对明律的继承成为清王朝基业的一个主要的部分。　 人们也可能会产生疑问，《大清律》在什么程度上得以实施？它主要是一种异族统治集团征募汉族合作者的政治符号，还是被认真地视作可以被贯彻执行、实现治理的基本法？因为它具有的明代法典的“血统”和不变的性质，一些学者声称《大清律》只不过是《大明律》的再版，并且当时的人们认为其中很多条款不再具有生命力。作者并不否认清律中有少许规定只空有其名，但他坚持认为大体上《大清律》被严肃地应用于日常诉讼。为此，作者列举了其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