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释学方法在教育技术的研究中的应用.doc

论解释学方法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摘 要]解释学方法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应用体现在应用指向、对象和原则、价值上。其应用指向包括人对内在自我的反思、主体间关系的反思以及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的反思;应用对象为文本，应用原则包括解释学循环、问距化、质疑、应用和自我理解。运用解释学方法有助于教育技术研究者反思研究立场、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创新。 　　应用解释学方法首先体现了在方法论层面不同于实证方法的研究取向;其次在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处理等方面，与传统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本文主要基于教育技术研究领域，阐明解释学方法的应用指向、应用对象和原则、应用价值。 　　一、解释学方法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应用指向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1]反观国内教育技术研究，无论外部还是内部仍旧承担着双重使命。就外部而言，对普遍性教育规律的探究，并未达到国外对“工具理性”实证取向方法极端推崇、诉之唯一的程度，故仍需坚持量化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对教育意义的寻求大多停留在经验外围的直觉思辨层面，并未深入到教育技术所构建的“生活世界”内部，基于“意向性”对“具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加以“还原”思考，因而需要继续寻找合适的方法拓展这一研究空间。就内部而言，教育和技术是教育技术不可分割的两大支柱。教育为教育技术提供价值方向，技术为教育提供工具和路径，但教育技术又并非两者的简单叠加，而具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独特性。对教育意义的寻求，以及对教育技术自明性的求证，可考虑采用解释学方法开展研究，与量的研究方法互补互足。解释学方法(Hermeneutics，又译释义学、阐释学、诠释学)作为质的研究方法之一，“将解释看作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因而，解释学方法首先指向的是“人”，且对人进行反思。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人是教育技术所构建的空间核心。研究者、教师、学生，存在着复杂动态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既存在着创造和使用技术，又不可避免地被技术所“压制”。这种矛盾将始终存在进而推动教育技术的发展。由此，运用解释学研究方法首先关注的是在教育技术氛围中，人的内部底层自我与人自身的关系，包括教育技术研究者对研究取向的深入反思，教育技术一线的学科教师对自身教学经验的深入反思，以及学生这一空间中的创造和发现，进而反思教育技术与自我探索、自我发现之间的关系。其次，运用解释学方法指向研究者、教师、学生之间的对话。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人本质上要和其他存在者发生关系。在教育技术框架下，可以使用解释学方法阐明三类主体通过对话构建“主体间性”的过程。这种对话不是关于分歧和矛盾的争辩，而是寻求某种共识。在其中既能发现他者的思想又能反思自身，从而建立共同性。最后，解释学指向作为纯粹外在的教育技术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教育技术所使用的“技术”首先是主体创制的产品，一旦创制和生成又不可避免地将客观化，成为“异己”的力量。海德格尔使用“座架(Ge—stel1)”描述了“向整个世界展现的技术态度”。“座架”不仅建构和挑战世界，同时也建构和挑战作用于这个世界的人类，[3]这种挑战是对人和自然的“限定”和“要求”，使人远离事物，“使人无法体会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人因此就丧失了其特性和自身性，沦为划一等同的持存物。 　　简单抛弃技术的做法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技术“不会被抛弃，也一定不会粉碎”。所要做的只是质疑，对技术始终保持“存有疑问”的态度。在教育、技术、人三者构成的多重关系中，需要以关注人的存在和潜能发展的立场对技术的可能与不可能提出疑问。这种疑问提出和解答的过程，也就是“解释”的过程，都可通过解释学方法实现。 　　从以上分析可知，解释学方法并不关注教育技术产品制造的流程和规律，而是以实践取向关注教育技术参与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人们如何处理学生成长、教师教学、技术应用等实际事务的过程，关注人们如何从中发现自我、取得共识、获得意义的生存方式。 　　二、解释学方法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应用对象与原则解释学方法在教育技术研究中以文本为对象，持有解释学循环、间距化、质疑、应用和自我理解的原则。 　　一)解释学方法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应用对象。 　　解释学方法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另一角度，即自然和世界、人和自我之间的“理解”视角。那么，解释学方法通过哪些承载物用于说明问题?解释学研究解释的过程、文本意义的交流以及对话中的语言能力等等，总体而言，解释学审视人的理解。(解释学的)大多数定义都认可理解或解释，特别是关于语言和文本的，是解释学的学科内容。[43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上建构研究的结果或理论，与量的研究一样强调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