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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政治参与是人民群众旨在影响党和政府及自治组织的干部及其决策的活动。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是指我国农民参与政治生活、试图影响各级部门的干部及其决策的行为。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半，因此，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学者们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逐步深入，研究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学者们主要是从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参与方式、参与动机、影响因素及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思路等几方面来研究的。 　　一、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如下特点：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参与意识较强而参与能力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政治参与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李雪卿，）。郭正林则认为当代农民政治参与不再是服从性参与，开始从过去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具有权利主张的政治参与形态。由此，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制度性、权力性和自主性等多重特征（郭正林，）。还有的人认为，一方面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并不低，即便是难度较大的参与方式——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也有％左右的农民尝试；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有待提高，被动的参与——基层选举、参加村民大会等还是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杨明，；徐炜，）。 　　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如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程度低，参与的高指向性，参与要求与能力之间的反差大（胥莉，）；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基本上是手段参与，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危险，非制度化参与、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往往合而为一（程同顺，）；农民掌握政治知识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也较低调，对政治的评价倾向于消极，农村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族和新闻媒体影响着政治参与，在中国农村宗族仍然是左右决策的主要力量（谢岳，）；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与规范性之间存在矛盾，政治参与的政治性与利益性之间存在矛盾，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家族性色彩浓厚与国家的凝聚力淡化之间存在矛盾（宋海春，）；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张祝平，郑晓丽，）；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有较强的依赖性，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张凤华，）；农民工政治参与率较低，政治参与受到各种限制（黄辉祥，）。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水平较之以前有了较大提高，当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主意识增强，参与意识大大提高，政治心态由保守转向变革、开放，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增强（叶笑云，）。尤令人可喜的是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有一支生力军在起主导作用，即党员干部、文化程度较高者（初中以上）、退伍军人、外出打工者，他们无论政治知识、态度还是技能都较好，而且这部分人的态度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基本上能左右政治参与过程（谢岳，）。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二、政治参与方式 　　当前，大多数学者将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来研究，而且大多着重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学者们对二者的定义基本是一致的，所谓制度化参与是指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非制度化参与即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章荣君，）。 　　对于制度化参与的具体形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宋伟强（）认为，农民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投票选举等（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活动，从实际意义上可进一步区分为选举人大代表和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参与。徐炜（）则将之分为四种形式：基层民主选举；参加村民会议；与人大代表打交道及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马宝成、谢蕾（）则从民主的角度把农民制度化参与分为选举式参与、决策式参与和监督式参与。 　　学者们对非制度化参与的具体形式也有不同划分。宋维强（）认为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有这么几种：家族或宗族活动；人格化参与（包括个人结交、行贿、宴请活动等）；非正常参与（包括合法的上访、投诉以及不合法的上访、抗议甚至暴力对抗、私人报复犯罪等）。倪承海（）则把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分为：行贿活动，越级上访活动，家族或宗族对基层政权的干预活动，报复和暴力对抗活动。还有的人把它分为四种类型：暴力对抗型，上访抗议型，违法操纵型，反参与抵制型（孙德厚，）。 　　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邢克鑫（）从主客观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主观方面主要是由于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处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