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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实证研究 　　【摘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单项长期资产(长期投资)上的减值会计行为,通过对2001-2005五年总共2 324个长期投资减值观测值进行分年和混合截面线性回归,本文发现,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计提一定程度上确实考虑了以资产获利能力表征的质量因素。本文的研究补充了减值受资产质量因素影响的证据,同时,也验证了减值受盈余管理因素影响的主流文献结论,相对而言,盈余管理因素比资产质量因素对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更为显着。 　　【关键词】 长期投资减值;资产质量;盈余管理 　　一、引言 　　资产减值的各项经验研究表明:影响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分为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其中,经济因素主要是指由于行业和企业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而导致企业资产的价值损毁;盈余管理因素主要包括经理人变更、利润平滑、大清洗等(戴德明等,2005)。由于减值计提的原因与资产类型存在密切联系,上市公司会利用不同的资产进行盈余管理(蔡祥,2004),而且长期资产减值缺乏确认的标准,更接近国外文献中关于“操控性减值”的概念。因此,本文通过考察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计提的会计行为,试图回答如下的问题:长期投资减值信息是经理人向市场传递资产质量降低的公允披露,还是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由于本文的样本期间与国外研究中缺乏具体准则规范阶段的自愿减值研究具有类似制度背景,因此,重点关注该阶段自愿减值研究中关于会计选择行为特点和动机的文献。该方面大部分研究在肯定资产质量毁损对企业计提减值的时机与金额具有显着影响的同时,都发现资产减值被用于盈余管理的明显证据。其中,达成共识的结论是管理者变更(Strong and Meyer,1987 ),其他盈余管理动机包括大清洗或利润平滑(Zucca and Campbell, 1992),以及债务契约(Elliott and Shaw, 1988)等。但是也有文献认为,特定资产的减值是管理人员对企业所处经济环境变化的正确反应, 并非操纵盈利的行为(Francis et al.,1996; Rees,Gill and Gore, 1996)。国内实证文献一致认为,亏损公司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大清洗的证据(肖星,2004;戴德明等,2005;赵春光,2006;薛爽等,2006;王建新,2007);资产减值的主要盈余管理动机是规避或迎合证券市场的政府监管政策(王跃堂,2000;李增泉,2000;蔡祥等,2004)。 　　(二)理论分析 　　资产的质量通常与其产生的收益和未来期间的现金流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因而资产的减值相应与之存在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选取了两个直接反映长期投资获利能力的会计指标度量资产的质量: 　　1.利润表所报告的投资收益是企业进行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所取得的,短期投资的损益主要在当期实现,而长期投资的损益是跨期实现的,投资收益对净利润的贡献越大,说明投资的获利能力越强,则减值比例就相应越低。 　　2.现金流量表所报告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来自企业的债权、股权投资,以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处置,下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占当期资产的比例越大,说明资产获取现金流的能力越强,则减值比例就相应越低。本文假定长期投资产生的是未来现金流量,而短期投资产生的是当期现金流量,因此,在下期短期投资和当期长期投资之间分配下期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 ① 。为了检验经济因素对A股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本文提出假设H1-1和H1-2 : 　　H1-1: 长期投资取得当期投资收益的能力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负相关关系。 　　H1-2: 长期投资取得下期现金流入的能力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负相关关系。 　　影响资产减值的另一因素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会计因素。王跃堂(2000)的研究表明,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管理者的自愿性减值抉择具有显着作用,李增泉(2001)发现,当被强制要求执行资产减值政策时,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和处于临界边缘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而具有大清洗动机、经理人变更和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选择增加未来期间收益的减值政策。为了检验盈余管理会计因素对A股上市公司长期投资减值的影响,本文分别从扭亏(包括大清洗,规避ST/PT,保牌)和配股(包括临界,配股和增发)两个角度提出假设H2 和H3: 　　亏损公司的扭亏动机: 　　H2-1: 上期亏损,当期也亏损,从而当期被ST的公司具有大清洗动机,会更多提取减值,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正相关关系。 　　H2-2: 上期亏损,当期扭亏,从而在当期规避ST的公司,会更少提取减值,与长期投资减值存在负相关关系。 　　H2-3: 上期亏损且上期已经被ST,当期扭亏,从而在当期摘帽的公司具有保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