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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调整对象研究 　　刘士国 　　在起草侵权责任法过程中，如何界定侵权法的调整对象，即侵权法除保护“权利”之外，是否还保护“利益”，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权利”是法律规定的，侵犯“权利”当然应承担民事责任，但法律明定的“权利”之外的“利益”，也应受法律保护。“利益”，主要涉及人格利益。相反意见则认为，“权利”不限于法律规定而存于社会中，“利益”是“权利”的实质或后果，没有无权利的利益。 　　两种观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前者似受法实证主义影响，认为法律之外没有法，故法律规定之外的权利，只能称利益，但又与法实证主义不同，法实证主义不承认法外利益。后者为自然法观，认为法律之外有法，权利是法的内容，存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侵权责任之规定侵犯“权利”，不需再加上侵犯“利益”。 　　就哲学观点而言，作者反对法实证主义而主张自然法，认为没有无权利的利益，也没有无利益的权利。但是，我国的立法，应避免学派之争，通过分析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比较研究他国法律，厘清我国法律之沿革，做出恰当规定。 　　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与其他民事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其特殊性为： 　　一、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产生的后果关系，而非正常的权利义务关系。 　　我国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知识产权法，调整的是正常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侵权责任法调整的是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义务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两种社会关系性质不同，除了义务为“当为”，责任为“必为”的区别外，还表现为正常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立法者所希望的，责任关系是立法者所不希望发生，发生了而不得不予以强制的关系。如所有权关系，每人均依法享有并行使所有权，他人均不予干预或损害，为正常之关系。若某义务人损害了所有人的所有权，就要承担责任，产生了返还原物或赔偿损失等的责任关系，这种关系最好不发生，发生了就只好用侵权责任法来调整。就这一特点而言，侵权责任法类同于刑法，只不过是前者为私人间的责任，后者为罪犯对国家的责任。 　　我们一般所说的依据不同的调整对象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是针对希望发生的社会关系而言的，责任法的调整对象不具有这样的性质。 　　二、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不是设权性法律。 　　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知识产权法，都是设权性法律，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造成损害后果时，就需要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侵权责任法就是这样一种救济法。侵权责任法与刑法不同，它是以私人为救济对象的，是调整私人间关系的私法，而刑法不具有这种救济性，它是国家对罪犯的惩罚，是公法。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责任种类是多样的，但是其核心是损害赔偿。损害赔偿与其他侵权责任都是一种救济方法。在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损害前状态的情况下或限定赔偿的情况下，仍是以救济为目的的。救济的前提是权利受到损害，权利受到损害的后果是利益损失，救济则是通过填补损失的利益来达到恢复损害的权利。权利的实质为法律上之力，侵权法所救济的是具有绝对性之力的民事权利，当这种权利受损害时，侵权法恢复的就是这种绝对性之力。因此，利益不具有独立性，它依附于权利，任何利益受到损失都可找到权利的根源，这是之所以称之为“侵权”的原因所在。 　　三、侵权责任法调整的是侵犯绝对权的后果关系，是新生之债，不同于侵犯相对权的违约责任。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的两种基本形态。违约责任，是债务人违反债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是约定之债，其法律依据除了合同法的规定之外，最具体的依据是合同条款。侵权责任，是违反绝对权法律关系中的义务的后果，是法定之债，其法律依据是法律规范。在我国，合同法已对违约责任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违约责任，仅仅涉及合同权利，而侵权责任，则涉及所有民事权利，不仅涉及人身权，也涉及财产权。在财产权中，不仅涉及物权、继承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也涉及第三人侵害债权。因此，侵权责任法是一切民事权利的救济法。简而言之，侵权责任法调整因违反绝对性法律关系中的义务而产生的后果关系。 　　民事责任，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强制力，是民事权利效力的反映。民事权利的本质是法律之力，导源于个人的活动力。早在罗马法上，就有个人活动力为法的源泉的命题。古罗马经过单纯的自力救济时代、法手续的自力救济时代、任意性赎金时代，才发展到国家机关的判决时代。所谓权利的本质是法律之力，是由自力到公力的演化结果，利益则是行使“力”的结果。权利又不限于成文法的规定，有观点认为权利与法同意，在西方法文化中，甚至大写时为法(Droit) ，小写时为权利( droit) ，可见权利与法密不可分。中文的“利益”，“利”是用刀割庄稼，“益”是水溢出，引申为好处。“利益”是“收禾而得”。显然，是得到粮食，引申为好处。利益是用“力”所得。法律所保护者， 为获得利益之力——权利，而非仅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