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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纳税理性的经济博弈分析_税务研讨论文 企业纳税理性的经济博弈分析_税务研讨论文 摘要:针对企业纳税人可能采取的纳税行为,运用博弈论分析企业不同纳税行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博弈,探讨了不同情况下企业的纳税理性,结果表明纳税人的理性纳税行为客观上受税收处罚率、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税务稽查率等因素的影响。为有效遏制企业违法的偷逃税行为,促进企业科学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和税收处罚力度,而企业则应尽可能降低其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 　　关键词:纳税理性偷逃税税务筹划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企业作为市场经营的利益主体,其目标是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自然希望能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总是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在法制不完善的税收环境下,这种动机往往演变为违法的偷逃税行为。随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偷逃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纳税人开始转向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合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纳税人追求的是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而税务机关则尽可能保证国家税款的应收尽收和及时征缴入库。因此,企业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纳的博弈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税收环境下两者之间的策略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企业偷逃税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业纳税人欲通过偷逃税手段减轻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偷逃税行为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不偷逃税也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查获或未查获。这里仍作如下假设: 偷逃税款额为T,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为P,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查获后用于寻租以减轻处罚的支出为F,因此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为研究上的方便,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如设置两套账成本、心理成本等)。根据假设条件分析得出企业纳税人的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1]: 　　从图1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为: 　　U=T×(1-P)+(-C32)×P 　　= T(1-P)-C32×P= T(1-P)-λT×P 　　= T[1-(1+λ)P] 　　其中税收处罚率λ=C32/T,当T[1-(1+λ)P]gt0,即(1+λ)1的情况下,纳税人将获取偷逃税收益Ugt0,此时企业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但企业并不一定选择偷逃税行为,其具体行为的选择取决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1]。 　　当T[1-(1+λ)P]0,即(1+λ)Pgt1的情况下,纳税人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偷逃税行为是不经济的,但企业不一定选择不偷逃税。这里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税务寻租,当不存在税务寻租途径时,由于偷逃税的预期收益小于零,企业不会选择完全不经济的偷逃税行为当存在税务寻租途径,企业的具体行为选择取决于寻租支出F和逃税支出T+C32之间的关系。若FgtT+C32,则企业纳税人不会选择偷逃税行为,若FT+C32,则纳税人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企业就有可能受利益的驱使选择违法的偷逃税行为。 　　具体来说,在税收处罚率λ既定的情况下,当查获概率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偷逃税行为当查获概率Pgt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纳税遵从,但在存在税务寻租的特殊情况下企业的纳税遵从也有可能转化为偷逃税行为。在企业偷逃税行为被查获的概率P既定的情况下,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偷逃税的理性纳税行为当税收处罚率λgt(1-P)/P时,企业倾向于依法纳税。因此,为有效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税收稽查力度,二是加大税收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行为的查获概率和税收处罚率,从而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 　　 　　二、企业税务筹划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税务筹划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而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使得企业税务筹划的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2]。因此,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务筹划,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