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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_财政研究论文 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_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词]财富源泉；福利；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牛顿方法 　　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但从“工业化”的过程来看，社会的变革是巨大的，那些变化正在改变斯密“经济人”的环境，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这些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温饱”问题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业化”已经把社会从“温饱”带进“小康”，人们的消费需求除了“物质”之外，“精神”要求提高了。而且，“经济人”除了“利己”之外，同样有“利他”动机。因此，马歇尔认为，斯密的“经济人”内涵与事实不符。第二，“自由竞争”的缺点日益暴露，“协作”成为社会变化中的明显趋势。这表明光有“自由竞争”不足以“国富”，还必须有“协作”。第三，生产直接满足需求的时代已经过去，以“需求”来组织“生产”的要求被提到议事日程。斯密时代的消费结构简单，而且又伴随着“人口爆炸”，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物质产品供给是社会的当务之急。但时过境迁，“使用价值”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不是“有用”就能“生产”；不是“有用”就能增加财富。事实是：生产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多，消费的品种越来越多。因此，对“财富”生产量的“定量”要求被提出来了。正是顺应这一历史要求，马歇尔扩大了斯密经济学的范畴，并且“全方位”采用“牛顿方法”，成为“定量”研究的开创性代表人物。但由于马歇尔只把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列为“纯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显然是极其有限的。 　　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在西方的研究中，许多学者索性不提马克思。也有少数提到的，比如熊彼特，他认为应该给马克思在学说史中有一席之地，但他的评价主要从“马克思学说”整体出发的。在经济学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要继承李嘉图的学说，并没有什么原创性成果。熊彼特的评论并不符合学说史的发展规律。在我国，一些学说史专家把马克思放在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立的地位，并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萨伊（1830）以后的理论都是“庸俗”的。我以为那些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应该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角度审视其学说史的地位，而不应该仅根据马克思的个别论断（尽管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作推论。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斯密的是一致的，也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这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价值”源泉的时候，认为除了“劳动”之外还有“资本”和“土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这是斯密理论中的“矛盾”。一方面斯密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劳动价值论”；另方面斯密把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混为一谈了。但从斯密的阐述来看，似乎并没有发生逻辑矛盾。斯密把“资本”和“土地”看做是不同于“劳动”的另外两个“价值”的源泉，但确实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是“源泉”的问题，因此故且称之为“斯密猜想”。从斯密的整个理论来看，斯密的学说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斯密猜想”之上的。不仅如此，从主流经济学的源流来看，都是建立在这个不甚了了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猛烈批判为“庸俗经济学”。由于主流经济学没有证明“斯密猜想”，其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不严密的。马克思彻底否定了“斯密猜想”，把经济学说建立在一元论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由此推论，必然得出“剩余价值论”的结论来。由于“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者的目的不同，因此马克思认为不存在统一的“经济人”假设，而认为“经济人”是有阶级性的，并且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阶级对抗）。这可以说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说明政治斗争的必然性。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在本体上是全面接受斯密理论的，他的“新”在于用货币把经济问题定量化。马歇尔对社会进步的看法受达尔文的影响很大，认为社会进步和物种进化一样是“渐进”的，不存在“飞跃”和“革命”。这种“渐进”性可以用数学中的连续函数来表达。马歇尔的“经济人”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不是“阶级”的区别，而是“连续”的区别（用数学术语说是“可微分”的）。这种区别表现在“需求”级次上。马歇尔虽然认为“经济人”不完全是“利己”动机的，但由于他对“纯粹”经济学认识的局限性，他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跳出这个局限性。“经济人”是否“连续”的问题是值得怀疑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经济人”的身分属性是不同的，“消费需求”上如果大致可以看做“连续”的话，那么各种身份在“生产需求”上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连续”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马歇尔在分析中把两者完全作等同的假设是有明显的理论缺陷的。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在研究人的“动机”的时候，马歇尔的“连续”方法更是无能为力。 　　对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