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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流亡》中的父子关系 　　摘要：洪灵菲的《流亡》作为革命文学的经典文本，其中的父子关系尤为引人注目。它不是五四文化启蒙时期的弑父情结的体现，“懦弱型”的儿子与“权威型”的父亲相遇终究使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迷雾重重。作为对立面的父与子，强与弱的反差造成了父子之间的冲突缺少一种斗争的张力，因而《流亡》中的“父子冲突”存在明显的倾斜性，父亲以绝对的优势压制儿子的反叛。这种创作倾向与作者的童年生活、民族文化心理及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相关。 　　关键词：父子关系；童年生活；民族文化心理；时代背景 　　我国的近现代以前的父子故事一般在社会与家庭问题小说中容易碰到,多数表达为伦理的思考,对家庭问题的思考,涉及男女平等的占绝大多数,涉及父子关系则少而又少并且父子关系仍然脱不出“孝”的话语。五四虽是一个反封建的“弑父”时代，但在初期父与子的冲突在一些文学大家那里并未得以充分的挖掘与阐释，或是在文本中设置父亲的缺席以逃避这一冲突，如鲁迅的很多小说都缺少父亲的形象。随着启蒙主题的发展，父子关系成为诸多作家的着眼点。“父亲”在启蒙叙事中大多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精神支柱——孔子儒家文化的严厉而僵化的执行者，他们对这些陈腐的文化制度的神圣化的维护造成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落后挨打的耻辱局面。他们往往以封建暴君的形象出现，摧残着子一代的生命，压抑着他们的青春活力。 　　而父子关系到了洪灵菲这里则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父子冲突”存在明显的倾斜性，父亲以绝对的优势压制儿子的反叛。洪灵菲是早期太阳社的成员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流亡》是其的成名作，描绘的是革命青年沈之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通缉，不得已到处流亡逃避追捕的生活经历。这是部自传性很强的小说，从学林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陈贤茂撰写的《洪灵菲传》中可以清晰分辨洪灵菲的流亡与“沈之菲”的流亡如出一辙。《流亡》作为经典的革命文学文本，其中交织这光明与黑暗、积极与消极、理想与迷惘等多重矛盾情感，使得这里的父子关系并不是简单地类似于五四文化启蒙时期的弑父情结，沈之菲也不是像“觉慧们”义无反顾地断绝与“父亲们”的关系，毅然出走。 　　沈之菲在被H港当局驱逐出境后回到家里，作者用幽怨与悲愤的笔调写出了沈之菲眼中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永远不会同情他的，他对他好像对待一个异教徒一样。他憎恶他是本能的，性质生成的，他永不容许他的哭诉。他平时糟蹋他的地方，譬如骂他生得太瘦削，没福气，短命相；写字入邪道，做诗入邪道，做文章入邪道，说话入邪道，叹口气也入邪道。他觉得他身上没有一片骨，一滴血，不是他父亲憎恶的材料。他想起这一次的失败，这一次误入邪觉的大失败，他父亲给他的同情将是冷嘲，热讽，痛骂，不屑!他震恐，凄惶．满身的血都冷了。他悔恨他这次的回家。 　　父子关系是冷漠的、疏远的、缺少温情的，儿子对父亲是畏惧的。沈之菲对父亲的恐惧似乎是发自一种生命的天性。中国现代家族家庭小说文本中的父辈形象成为传统封建象征秩序的表征和隐喻时，子辈中总会出现逆子形象，此时的“父与子”构成二元对立模式，在反抗和牵扯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叙事模式，营造反叛与背离的叙事张力。沈之菲在其父眼里的确是个逆子，但是在文中很难发现沈之菲的反叛与背离，更多的是迎合与妥协，如主人公对其朋友如此诉说： 　　我承认我是个弱者。我见到父亲，我便想极力和他妥协。譬如他说我写的字笔划写很太瘦．没有福气，我便竭力写肥一点以求他的欢心。他说我读书时声音大悲哀，我便竭力读欢乐些以求他的欢心。他说我生得太瘦削，短命相，我便弄尽方法求肥胖，以求他的欢心。但，我的努力总归无效，我所能得到的终是他的憎恶！别人憎恶我，我不觉得难过。只是我的父亲憎恶我，我才觉得有彻心之痛!唉！此生何术能够得回我的父亲的欢心呢! 　　由于父子双方力量的悬殊，没有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对等的“父子冲突”，而强的父亲又进一步加重了儿子的懦弱心理，使他们无法走出父亲的阴影，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沈之菲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温情与爱，他看待父亲不同于“觉慧们”对“父亲们”的充满着鄙夷与厌恶的俯视视角。可见，沈之菲对父亲的态度糅合了对父亲权威的惧怕和对父亲温情的期待。父子冲突出现了明显的倾斜性，父亲以绝对的优势压制儿子的反叛。沈之菲甚至痛恨这一两年来，参加革命运动才引起父亲的厌恶，真是“殊可不必”。对于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青年来说说出此等话何其难，而他为了赢得父亲的“好脸色”舍弃了自己的信仰，放逐了自我独立人格的诉求。 　　这种特殊的父子关系的呈现与作者的童年生活、时代背景及民族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相关。首先，这种父子关系的模式与其童年记忆、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动机均来自于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和动因。文学艺术的创作其实就是一种个人无意识，是无意识暂时放松对意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