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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陈济棠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重视 陈济棠（1890.2.12----1954.11.3），字伯南，广东省防城县（今属广西）人，他是民国时期、也中国近代广东著名的军阀之一。他早期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在新军阀混战、国民党派系纷争、外患十分严重的历史背景下崛起为雄踞广东的实力派。作为“南天王”的他，面对当时广东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残破局面，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巩固其在南粤的势力，同南京国民政府抗衡，在1929年掌握广东省的党政军大权后，利用当时广东半自主的环境，把建设广东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随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陈济棠在1932年9月27 日的西南政务院委员会第37次政务会议上提出了“广东省三年实施计划提议书”，把建设“模范新广东”的计划提交讨论，并于随后获得通过。“广东省三年实施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计划”）最终出台，并于1933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为了保证“三年计划”的顺利实施，陈济棠积极的对当时不和谐的政治环境、持续发生的财政危机、极端恶劣的社会治安以及不利于“三年计划”实施的舆论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整治，为“三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建设“模范的新广东”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一节 陈济棠主政之前广东经济概况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的政局始终就处于纷扰之中，战祸不断。北伐的胜利，结束了南北纷争，但国共武装斗争和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又开始出现，直至中原大战后中国的政治才相对稳定，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政局一直处于相对的和平时期。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被大多数政治力量承认并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在这样相对平稳的环境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建设的举措，随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南京国民政府部分调整了举措，开始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联系在一起，进行财政金融、交通、重工业等方面的重点建设。后来的抗日战争表明，这些建设为八年抗战奠定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南京十年”也被称为“十年建设”时期。 而广东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讨袁、护法各役，以至国民政府成立，东征北伐，转战数省，百姓异常痛苦，战争所需军费多取自广东。由于战事的不断，用于战争的军费支出就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支出，而用于地方建设和其他方面建设的资金就会被无形中缩减到最低程度。而此时的广东省的财政入不敷出，以至于当时省府只有靠推行公债、库券，滥发纸币等手段才能够使省府得以维持正常运转。公债是在政府收支不能够相抵的情况下发行，公债的发行一方面政府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资金用来平衡预算，另一方面人民手中余下的钱也可以得到储蓄，所以各国都把公债当作是最稳固的有价证券，唯有我国当时的政府，年年财政支绌，不能够按照期限去偿还本息，公债的信用度低落到极点，人民对其失去信任。所以当时发行公债只有靠政府强迫的手段才可以推行下去。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曾发行三次有奖公债，一次整理金融公债，总计实际发行额为2700多万元，到民国三十年（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发出）尚欠1900多万元。但经十五年后，偿还的只不过30℅，70℅成为了呆账。而广东省发行省公债比之国债，更不守信用，广东省当时发行的省公债，偿还只有3℅，有97℅成为呆账。从1911年到1929年这一时期当中，省府每年要支出5000万大洋，（以下数字都已折合大洋计算）而当时的每年收入还不到4000万元， 1000多万元的赤字只有靠滥发纸币、推行公债和库券来维持，其后果就是引起通货膨胀，广东的经济处于半瘫痪之中。到1929年陈济棠取得广东的党政军大权时，广东省从民国以来积欠的内外债已达2亿多元，军政各费2000万元，陈济棠为了维持15万的军队和一个冗肿的官僚机构，每月的财政赤字达70万元，军队一度欠饷3至5个月。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同样冲击了广东，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南洋的经济普遍不景气，广东以华侨侨汇为主的外汇收入减少，华侨投资、捐献减少，对地方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纷纷提高关税，并加紧在中国市场大量倾销商品，广东的一些民族企业纷纷倒闭，商业也处于凋零之中，对外贸易也只能够惨淡经营。 内外交困的经济形势迫使陈济棠政府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地方的经济建设上来，因为发展经济建设，一来可供给庞大的军费支出，防范帝国主义和国内其他军阀进攻；二来可充实地方经济实力，有利于稳定一方，同时也可以与南京正在推行的经济建设进行竞争，以筑起一道经济上的防御之墙；三可增加就业，稳定民心，增加税收，进入良性循环。于是陈济棠开始把广东的经济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建设“模范的新广东”成为陈济棠上台后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第二节 “三年施政计划”的出台 一、“三年施政计划”出台的背景 陈济棠自1913年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就投身军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一致在熏陶着他。他参加过同盟会并追随过孙中山，所以他对国民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