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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杂剧看当时妇女地位的特殊性 　　【摘要】元代蒙古族的原始习俗冲击了儒家思想束缚女性的链条，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因而元代的一些杂剧，流露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冲破了传统的男女双重道德标准。体现出元代妇女地位不同于以往时期的特殊性。 　　【关键词】元杂剧；妇女地位；特殊性 　　元代，强悍的游牧民族在带来血雨腥风的同时，也带来了质朴粗犷、豪放遒劲的游牧文化。这无疑为长期压抑在程朱理学之下的中华大地吹来了一股清新空气，封建礼教的磐石开始动摇，尤其是社会下层的百姓蔑视礼教反封建伦理的举动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在这样一个宽松、开放的社会氛围中，元代妇女有更多的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成就美满婚姻。 　　蒙古族的原始习俗冲击了程朱理学束缚女性的链条，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正如《元史》中所言：“女生而处闺闼之中，溺情爱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范之具，由是动逾礼则，而往往放于邪僻矣”（《元史》卷二百1，元代女子得到了一种暂时的、有限的“解放”。元杂剧中的妓女形象，不再像唐代的霍小玉那样自卑，只敢期望与李益有八年的相亲相爱；不再像宋代的谭意歌那样，为抛弃自己的张正字守节，独自抚养儿子；而是充满了自信，勇敢地向爱人表露心曲，奋力直争与爱人长相厮守。杜蕊娘敢对“变心”的韩辅臣大发脾气，要求情人以同样的忠贞回报自己的爱，而没有丝毫的自弃自贱之态。 　　元代统治者“只识弯弓射大雕”，崇尚和采用的是马上征服天下的战术，对于汉族统治者长期利用儒家思想作为驯服人们思想工具的心术没有吃透，因之元代文学对儒学思想敢于大胆的否定。就男女爱情问题来说，先秦儒家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宋儒直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而元代文学作品毫不避言男女自由爱情。 　　对待女子改嫁问题，宋儒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到元代则弃置不顾。因此关汉卿笔下的女性毫无封建礼教的强大束缚。同时，元代虽有一些禁令，如“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典，为讥议者流”，但这些不过是一纸具文而已，长期生活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后来虽有违法之行，不过临文略点画而已，然亦不甚为意。既然这样，只要不揭竿而起，区区几出杂剧对统治者并不构成威胁，其亦不把之放在眼中。更何况蒙古统治者大多不识汉字，其虽据重位也不可能像明清两代一样制造文字狱，许多文人可直抒胸臆而无直言之罪。因此，关汉卿杂剧中女性大胆反抗封建礼教、封建权贵则不足为怪。 　　元朝统一全国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好货好财，多方征集工匠商贾充实大都等中心城市，城市经济很快地发展起来。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促使了卖淫行业的恶性发展，妓女数量随之陡增。《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当时大都和杭州妓女的数量之多：“新都城与旧都近郊公开卖淫为生的妓女达二万五千余人。”“（杭州）在其他街上有妓女，人数之多，简直使我不便冒昧报告出来。她们麇集在方形市场附近——这是妓女们平时居住的地方。而且，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她们的寄迹和行踪。《青楼集》中有名有姓的歌舞艺妓就有一百一十六个，这还只限于几个大城市有出色才艺的妓女，至于那些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无姓名可考的妓女就不计其数了。社会上大量妓女的存在，为元杂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现存元杂剧中涉及妓女生活的作品共计二十一种，约占现存杂剧总数的八分之一，其中以妓女为正旦的就有十二种，这类剧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元杂剧中不容忽视的一类。 　　元代妓女题材杂剧多涉及爱情婚姻这一敏感的话题，关于妓女的爱情婚姻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可以追溯到唐宋的传奇小说。在唐代，六朝门阀制度的余波影响了一代人的婚姻观念，“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时社会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唐代社会承南北朝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日婚，二日宦。凡婚不娶名家女，与仕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一般的寒门女子尚受到如此冷遇，更何况身处柳陌花街的风尘女子呢？这就是霍小玉们悲剧的必然性所在。如果说唐代士子通过婚姻渠道攀上高枝，就有人为之请托，入仕做官，那么宋代士子则必须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后以联姻高攀作依托，才能在宦海中乘风破浪，步步升迁。为了将来的飞黄腾达，跻身仕途的宋代文士不惜抛弃糟糠之妻而续姻名门。至于卑贱的青楼妓女，也只是他们失意时的“解语花”、“忘忧草”，朝政家事之余适情享乐的猎物，或在内忧外患无法排解时唤来以“红巾翠袖英雄泪”的可意玩偶，根本谈不上人格的平等。 　　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兼史学家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我们姑且不讲丹纳环境决定论的正确与否，这两句话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