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精品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docVIP

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 万明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时期。因此，研究明朝白银本身，已经构成了货币史上的重大意义。然而，其意义却又绝不仅此而已。长期以来，晚明社会出现的令人瞩目变化，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广泛关注，对此变化，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或称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研究则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方面加以论证和解释。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对于以往形成的“规范”认识，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层反思和质疑，说明研究正走向深化。但是，以上解释模式可以证明中国社会发展不是停滞的，要进一步表明明代社会已经处于向近代的转型，显然不够充分；难题还在于就是以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服宋代的“经济革命论”，也还存在距离。因此，在切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研究范式的转换势在必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商品经济发展论使学术界长期没有足够注意到货币经济发展的存在，很少留意白银在明代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更极少注意到白银货币化的重大影响。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本文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从中归纳认识，具体探讨和重新诠释明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 在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致于我们将晚明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然而，关注晚明社会实态，就会注意到，一方面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 当我们翻开明代史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钱法”，并不见白银，或者说“银法”。这说明了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由此可见，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又是历史上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考诸明代社会现实，白银问题作为晚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引起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极大关注，三人无一例外，都有”废银论”。20 世纪30 年代以后，梁方仲、清水泰次、博克塞(C.R.Boxer)等中外学者，从赋役制度与国际贸易的角度[1]，彭信威、加藤繁、杨联升(Lien-sheng Yang)等学者从货币史的视角[2], 均对白银有所涉及，展开了卓越的研究，他们精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至今令人瞩目。80年代以后，对货币沿革进行系统研究的，有叶世昌、格拉汉(Richard von Glahn)等中外学者[3]；对外国白银流入中国及其世界影响进行考察的, 主要有全汉升、艾维泗(Willion S.Atwell)、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兹(Arturo Giraldez)等中外学者。[4] 其中对明代白银研究用功最多、成就也最卓著的是全汉升，他对明代太仓银、国际白银流入，宋明银价变动，以及白银对北方边防及市场的影响，均有深入研究。[5]近年中外学术界特别关注白银问题，吴承明提出将“财政货币化”和“白银内流”作为16~17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因素，但是没有展开论证；[6]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总结以往外国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相关研究，提出这证明了中国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观点，并以此为据，突破了以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可惜在他的宏大体系中，并无对明代白银的具体实证研究。[7] 当我们回顾学术史的历程，研究尚有待推进。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专门研究，而这无疑影响了对明代货币经济发展达到水平的认识及其作用的评估，更影响到对明代社会发展的整体评价。有鉴于此，本文着意于白银货币化如何自下而上而又自上而下的极大影响了明朝制度层面，促使发生了制度变迁，出现历史事实上的”银法”的动态过程。 [1] 参见梁方仲上世纪30年代关于明代一条鞭法的系列论文，1952年《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1939年《明代国际贸易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日]清水泰次1935年《明代に於ける租税银纳の彂逹》一文，《東洋学报》20卷3期；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Lisbon,1953. [2] 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日]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年版；Lien-sheng Yang: 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2. [3] 参见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