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ace as a Human Rights(中譯).docVIP

和平做為人的一項基本權利 文/黃默 朱奕嵐譯 在美國紐約與華盛頓特區遭受恐怖攻擊後一個月，又面臨美國即將採取報復而瀕臨戰爭威脅的此刻，和平權的討論，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難的。然而，正是在此危機時刻，唯有超然與反省才能導引人類免於落入戰亂深淵。現實的情況，雖然危險，卻不見得如世上許多人認為者一般，是沒有希望的。 與基於宗教信仰或道德主張而對和平的永久追求不同，和平做為一項人權的主張，在意念上與實行上都是嶄新的。且仍面臨挑戰。但此一規範逐漸地穩固，而實行機制也逐漸建立。當然，和平不能自己獨存；它必須與其他人權併立，例如發展與乾淨的環境。無論如何，這些成就將被視為是不可逆轉的。而且和平文化的意念，正在清楚地出現並深植人心。? 壹. 和平做為一項人權的概念，通常被視為―確實有相當的理由―…… 在它們可能被引用來對抗國家並向國家做出要求而言，是新穎的；但最重要的(並且因此做為其重要特徵)，它們唯有透過社會舞台上所有角色―個人、國家、政府團體與非政府團體以及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才得以被實現。」 更進一步，Vasak指出第三代人權是一種團結權，以便與第一代及第二代人權為區分。誠然，第三代人權是緊密地與法國革命宣言的三部分相對應的：自由、平等、博愛。 自此，對於第三代人權與團結權有眾多的討論。 對於它們是擬制或新的權利的爭辯，並沒有必要加以解決。單舉相較於發展與乾淨環境等其他第三代權利而言，和平權可以輕易地溯源自國際社會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是更久遠―起國際社會追求和平的眾多努力，便為已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百廢待舉，而全世界人民企望和平。在國際聯盟的建立尚，美國威爾遜總統主導著意識形態的舞台。他以先知的姿態出現，向人民與諸政府提出戲劇性的呼籲；他將權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應該透過將政治人所發展出的最高價值注入國際關係而終結的信念，加以象徵化。 我們可以說，威爾遜是在一百年前康德於「」 結果，由於各強權對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介入，威爾遜的夢想未能實現。無論如何，這是對和平維持的一次真正的努力，並深遠地影響到一個世代後聯合國的建立。相似的，長久以來被政治現實主義者嘲弄的國際廢戰公約，就當代的國際法觀點來看，事實上是向正確的方向所邁出的一步。 透過聯合的建立，國際社會形成共識，而和平也被宣示為是聯合國的最高目的之ㄧ。聯合國憲章為和平權提供了基礎。以憲章做為依據的和平權，於1978年六召開的教科文組織人權、人類需求及國際經濟秩序建立專家會議中，已曾被提出： 「透過聯合憲章所宣示，人權與自由應被尊重而武力使用則應被禁止的原則，做為一項每個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和平權是深植於國際法之中。」. 憲章也曾被聯合國秘書長於其發展權的國際面向報告中，引以為和平權的主要依據。該報告明白的承認「現存的經濟與其他面向的不平等，是與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維持相互矛盾的。」 事實上，在1940年代末期，已有許多建議倡言將與和平權相關的不同主題，納入國家責任義務的宣言當中。例如，厄瓜多爾曾於1947年聯合國大會中提出一個宣言草案，其中即有下列條文： ?基於正義與法律，和平的維持是國家間行為關係的基本原則，而且各國享有和平與安全發展的權利。 或許，最明確承認和平權的，是聯合國大會於1978年通過的「為和平生活社會而準備」宣言(Res.33/77)。該宣言第(I)部份第1段明示： ?每個國家與每個人，不問其種族、良知、語言或性別，都享有和平中生活的固有權利。對該權利以及其他人權的尊重，是人類全體的共同利益，對於所有國家，不論大小，所有領域的進步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此一趨向於承認和平權的趨勢，在1990年代賣進一大步。諷刺的是，在前南斯拉夫與盧安達內戰中所發生的有系統的戰爭罪行，驅使國際社會毅然採取行動。「克服眾多的歧異，一個對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發生的暴行進行訴追的現代的紐倫堡法庭，在海牙設立。一年之後，在盧安達這個小國中，身為統治階級的胡圖族，屠殺了八十萬圖西族人。血腥之後，身屬圖西族的盧安達首相對安全理事會提出質疑：『難道就因為我輩身屬非洲人民，就不能有為了盧安達的種族滅絕而設立的類似法庭嗎？！』安理會因而在坦尚尼亞阿路夏設立了第二個國際戰爭罪行法庭」。? 為了彌補就個案而特別設立的國際刑事法院的缺失，常設的國際刑事法庭的創設，再次成為討論的主題。誠然，自聯合國創設之初，為了對如種族滅絕等犯行能被訴追而創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必要性，已被聯合國所承認。聯合國於1948年通過「種族滅絕罪行的防範與懲罰公約」，並邀請國際法委員會「研究建立一對違犯種族滅絕犯罪者加以裁判的國際司法組織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然而，這些努力未能立見其功，而國際刑事法院的構想，遲至1990年代才獲得落實。在1993年，聯合國大會要求將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的擬定列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