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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法初探 内 容 简 介 “立法”作为一国的上层建筑活动，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今天，立法作为国家法治的基础，作为利益的初次分配活动，对国家、社会、个人都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法律建设从无法可依到现在已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而，当今的立法体系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以至于对依法治国造成一定的困难，完善中国的立法体制，对于立法质量的提高、立法程序的公正、人民权利的保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立法体制、立法权限、立法观念 中国立法初探 中国立法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的立法 “立法”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商君》中就有记载“伏神龙教而不诛，皇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而《汉书刑法志》中说：“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古代的中国，奴隶制君主和封建制君主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种大权于一身，法律是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工具。中国古代立法所产生的法律大体经历了刑——法——律这三种体例，虽然其形式各有不同，但其都是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法律规范，因此，从国家产生时期，中国就从未停止过立法的脚步。 （二）“一元两级多层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两级包括中央一级立法和地方一级立法。在国家行政结构上，分中央与地方，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这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立法体制上的表现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和政府的政治地位高，处于领导地位。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立、改、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高于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宪法、法律（基本法和基本法以外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多层次表现是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宝塔式的设置，层次清楚，权限明确，相应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地位也是成为梯级的。一元两级多层次民主参与度不够，不能形成深层次的民主参与机制，因此，法律效果不明显。 为扩大民主参与度，首先现有法律规定的立法座谈会、论证会等民主参与的形式的具体操作应该改变，主动参与的比例应该增加，参会者被动参与的比例应缩小。座谈会举行的过程中，各参会者也应持宽容的态度，正视不同的意见，实行辩论制，来论证观点的合理性，使立法更加科学。其次，要更普遍的实行听证，对立法听证予以法律制度保障，以确保听证流于形式，以便将人民的意见反映到立法的内容中去。再次，应重视视律师上书、学者谏言、人大代表呼吁等其他形式的民主参与，为这些形式的民主参与制造公开辩论的平台，是不同的意见加强交流，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 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体制下，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权的划分模式是“集权的分权模式”，即立法权主要由中央行使，一定条件下地方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和中央的授权行使某些立法权。“集权的分权模式”的立法权限的划可以较好地保证立法的统一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中央和地方在立法上的两个积极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模式已渐渐不能满足地方对于立法职权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推进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步伐，因此，在一定原则之下授予地方更多的立法权尤为必要。 在新形势下要做到正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第一是要坚持以中央为主导的原则，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方根据其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其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授予地方更多的立法权并不意味着抛弃中央的集权控制，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必须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和和谐。而地方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制定与其政治和经济相适应的法规规章，才能使法律法规更有效地为经济和政治服务。第二，可以通过授权立法、赋予地方更多的法律变通规定权来扩大地方的立法权。在某些行业领域、各地方可根据其特色，制定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规规章或对相关法律做变通性规定，将更有助于法律实效的取得。 （三）转变立法观念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迅猛发展，对法律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出现了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的现象，导致了一些与中国社会不相适应的“劣法”的产生，扰乱了经济和社会秩序，加剧了社会矛盾。在观念上真正将立法视为一门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一门讲究技术和追求完美的艺术，真正实现立法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显得尤为必要。 为是中国社会更好的完成转型，立法者应当强化立法的质量和效益意识，而不应片面追求立法的数量与规模。精简的法律体系比起庞杂的法律体系更有助于法律的运用和法律实效的取得。另一方面，强化以民为本的立法理念，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中国，立法不应是少数利益集团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