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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思维下企业的社会责任 　　三鹿奶粉事件以及近期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愈演愈烈,知名企业频发各种事件更是将企业推向道德和法律审判的风口浪尖,民众对企业形象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质疑和重构不断升级。但是,排除纯粹的道德制裁和过多的感性谴责,如何以商法的思维去评判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和性质,如何定位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少和承担的限度,如何在商法思维下将法律的规制和企业的自我约束相结合,寻求企业营利目标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比例原则,将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简单比较 　　如何定义商法思维本身即是抽象又困难的,姑且可以说商法思维是一种特定思路或价值趋向,是商主体在实施商行为或者在处理商事关系中所特定的一种倾向性价值判断,应用这种思维或将得出与民法或者其他部门法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而这恰好也是商法思维区别于民法或其他部门法思维的必然结果。 　　关于商法与民法在源起方面的区别,真正的商事理念或者商法思维应是源起于开放活跃的商品经济社会,流动性和自由性都应当是十分明显的;相反,保守的农业社会多半更加注重民事关系的调整及民法思维的运用。 　　商法与民法在价值内涵上的差异可以算是商法思维和民法思维最大的不同。民法思维中,公平正义是最基本的价值,同时注重个人本位,强调利益的均等划分和绝对正义。商法除了公平正义这些普遍价值之外,自由、效率,注重经济利益都是其重要的内涵。 　　此外,在调整主体上商法和民法也是不同的。民法的调整主体十分宽泛,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社会团体乃至国家都可以成为民法的主体,商法则不同。根据王保树①教授的观点,商法或商人法调整的对象是商人,其根本任务是规定商人的资格和地位。不具有商人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不能成为商人,而不能成为商人的组织和个人当然就不具有商人的地位,也就不是商法的主体。 　　综上,商法由于在历史源起、价值内涵和主体上与民法的不同,而产生了独具商法特色的思维特点,归纳如下:第一,商法注重效率价值,保证交易的快速进行,民法公平正义的理念不能随意适用。第二,商法从贸易本位出发,动态发展的原则不同于民法个人本位的静态原则。第三,商法很多原则和理念脱胎于民法,但是有自己独立的原则和思维方式,应当是一种在保证经济效益和营利目标前提下的公平正义。商法较之民法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在制度设计上是鼓励商主体积极参与贸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主体营利性似乎就是商法思维的体现方式之一。但是,营利性至多只能算作商法的性质而非其本位,商主体的本质也不应当是营利性,无法否认的是营利性目标的实现伴随了太多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二、商法思维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前文已经通过商法和民法的比较对商法思维做了观念上的描述,下面将探讨商法思维下公司社会责任。商法思维必然鼓励商主体积极追求经济利益,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利维坦②,充分体现了商主体营利性特征,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自然也与商法理念相契合。但是,企业的营利性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发生激烈冲突,注重效率、贸易本位的商法在面对频发的企业丑闻之时,应当如何构建和定位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平衡企业的营利目标与社会责任,这是在商法思维下应当思考的问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美国学者多德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他指出,现在有这样一种认识正日益增长,那就是:不仅商事活动要对社区承担责任,而且我们那些控制商事活动的公司经营者们应当自觉自愿的按这种方式予以经营以践行其责任,而不应坐等法律的强制。③现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定义。卢代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④朱慈蕴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对股东这一利益群体之外的、与公司发生各种关系的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和政府代表的公共以利负有的一定责任,即维护公司债权人、雇员、供应商、用户、消费者、当地住民的利益以及政府代表的税收利益、环保利益等。⑤无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如何,其最终都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注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与传统的公司理念相违背。围绕企业社会责任,学者亦是形成了两派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最大限度的增加利润,这以美国学者弗里德曼为代表。⑥另一种观点自然与前一种观点相反,认为追求盈利、对股东负责是企业固有的本性,且与企业自始相随,但是企业的行为对于经济发展、消费者的整体福利、社会进步、提升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⑦企业社会责任在此时则更多的与其利益相关者联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之一。 　　在笔者看来,企业社会责任是在经济高度发展导致一系列环境、社会、伦理问题之后,人们反思企业的道德义务而产生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否定企业的营利性,而是对企业营利性的修订